甘孜日報 2021年09月28日
◎代文輝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建黨一百周年大會的講話中強調：“走自己的路是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立足點，更是黨的百年奮斗得出的基本結論。”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建設、改革、復興偉大實踐日益結合的歷史，在這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中逐步探索和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遵義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我黨歷史上兩個重要的轉折點。以此為契機,形成了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兩大理論成果。在紀念建黨百年華誕的凱歌聲中，重溫這兩次重大轉折，對于引導我們更好地防止左傾、警惕右傾錯誤，進一步貫徹執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認真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正確認識新時代新階段的發展方位，科學把握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需要的新要求，準確把握國家重大戰略機遇的“天時”、生態區位獨特的“地利”和甘孜人民愛國、守法、感恩、奮進的“人和”，不斷促進全州高質量發展和長治久安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兩次重大轉折性會議前“左傾”錯誤的嚴重后果
要深刻認識遵義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我黨歷史上重大轉折的作用，就必須首先認識了解這兩次會議前“左”傾錯誤的嚴重后果。
1933年9月，蔣介石自任總司令，集中50萬兵力分四路向中央蘇區發動第五次“圍剿”。在這次反“圍剿”作戰中，博古、李德等人全面推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在軍事指揮上犯了一系列的錯誤：即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御中的保守主義。在政治上，也沒有采納毛澤東提出的借福建事變之機將內線防御轉為外線進攻的正確主張，使紅軍喪失了粉碎第五次“圍剿”的大好機遇。這樣，在近一年的作戰中紅軍連連失利，被迫撤離中央蘇區，開始長征。在長征中，博古、李德等“左”傾領導人又犯了逃跑主義錯誤，使紅軍蒙受巨大損失，特別是湘江突圍一戰幾乎使紅軍陷入絕境，人員折損過半，減至三萬余人，并且還始終不能擺脫被動挨打的局面。
由此看來，不結束博古、李德在中央的錯誤領導，不全面糾正他們極“左”的軍事路線，中國革命就不能有新的轉機，黨和紅軍就只有死路一條。于是，在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張聞天等同志的強烈要求下，1935年1月15日——17日召開著名的遵義會議，以解決當時最為迫切的軍事指揮問題。
歷史在曲折中前進。在粉碎“四人幫”之后的1977 年2月7日，當時《人民日報》發表了《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提出了“兩個凡是”的主張。在黨的十一大政治報告中，“兩個凡是”的內容進一步具體化，提出了四個堅持:一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二是堅持“文化大革命”完全必要，非常及時；三是堅持反右，反對反“左”；四是堅持用政治掛帥，群眾運動加大躍進的方式搞經濟。1978年就出現了不切實際的洋躍進，其結果造成了物資、財政、信貸和外匯支付的極大失衡，給國民經濟的恢復發展帶來了新的困難和障礙。更為嚴重的是，在“兩個凡是”的緊箍咒之下，大量冤假錯案難以平反，大批老干部無法出來工作，“農業學大寨”的群眾運動也無法使農村生產力得到發展。一句話，中國的現代化無從談起。因而，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破除“兩個凡是”的禁錮，順利實現撥亂反正，發展國民經濟已成為時代的必然要求。這是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社會動力。
“左”傾的錯誤不僅給革命帶來了巨大犧牲， 而且也使黨和國家蒙受了很大的災難。遵義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一樣，都蘊含了一個樸實的真理：只有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才能擺脫“左”傾錯誤的困擾，把挫折和災難轉化為發展和勝利。
二、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確立與恢復發展
毛澤東是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倡導者和實踐者。早在1929年，他在《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一文中指出：“對于政治形勢的主觀主義分析和對于工作的主觀主義指導，其必然的結果， 不是機會主義，就是盲動主義。”在1930年寫的 《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他更自覺地闡述了實事求是原則，系統地批判了本本主義的錯誤，提出了“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的重要觀點，指出調查研究是達到實事求是的根本方法，提出共產黨人要善于在斗爭中開創新局面的思想路線。正是由于毛澤東極力堅持從敵我雙方實際出發確立正確的游擊戰、運動戰作戰方針，才可能有前幾次反“圍剿”的勝利，才可能在長征中使“左”傾錯誤領導人最終放棄去湘西的行動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取得了先決條件。在與共產國際聯絡的大功率電臺遭破壞的情況下，擺脫共產國際干擾影響而獨立自主客觀分析解決自身問題，總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慘痛教訓，結束博古、李德錯誤指揮，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特別是經過猴場會議、扎西會議、茍壩會議、會理會議等被稱為廣義“遵義會議”的四次會議后，成立了新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周恩來成為代表黨在軍事指揮上下最后決心的人，毛澤東成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協助者，更是從根本上確立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遵義會議后紅軍在毛澤東指揮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最終取得了長征的最后勝利。
同樣，十一屆三中全會也是以鄧小平同志支持和領導的真理標準大討論為基礎的。1978年5 月11日，光明日報首先刊載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揭開了思想解放運動的序幕。文中明確指出：“凡是有超越實踐并自奉為絕對‘禁區’的地方，就沒有科學、就沒有真正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只有蒙昧主義、唯心主義和文化專制主義”。很顯然，這從理論上和思想路線上擊中了“兩個凡是”的要害，道出了深受“左” 傾錯誤壓制和奴役的廣大干部的心聲。這樣，一場以反對“兩個凡是”，支持真理標準的思想論戰展開了。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號召“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一個大解放”，時任中央軍委秘書長的羅瑞卿說：“馬恩列斯從沒有講過‘凡是’，毛澤東也沒講過‘凡是’。如果用‘兩個凡是’對待列寧的話，就不會有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和中國革命的勝利；如果用‘兩個凡是’對待毛澤東的話，中國社會主義就不可能在新的條件下繼續發展。”這次思想論戰是在“文革”后中國往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展開的。就其實質來講，這不是一般性的爭論，而是要不要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論戰，是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政治問題。通過這場聲勢浩大的思想較量，廣大干部群眾消除了對“兩個凡是”的神秘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論基礎。
這說明，十一屆三中全會與遵義會議一樣，都是我們黨同教條主義作斗爭的結果，是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勝利，不愧是“社會主義時期的遵義會議”（胡繩語）。十一屆三中全會一方面實現了全黨工作重點的轉移，作出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解決了從1957年以后沒有解決好的工作重點轉移問題；另一方面重新恢復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起點，在實事求是精神的鼓舞下，又出現了更大的思想解放：十四大沖破“計劃經濟”崇拜，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十五大沖破了“所有制”崇拜，作出了“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的科學論斷;為落實小平同志“兩個大局”的戰略思想，黨中央又作出了西部大開發的偉大決策；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進一步解放思想，勵精圖治，著力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的雙重奇跡。
離開本國實際來談馬克思主義沒有意義。無論革命還是建設都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實事求是不僅強調弘揚嚴謹治學的學風，更突出知行合一的思想方法，還要求我們要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培養注重實際、調查研究的務實作風，堅決反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博古、李德等人的錯誤在于照搬蘇聯的作戰經驗來指揮第五次反“圍剿”，結果把中國革命引進了死胡同，而遵義會議不僅沒有迷信洋教條，而且對共產國際軍事顧問的軍事路線錯誤進行了堅決批評。這改變了以往單純依靠共產國際給我黨作指示寫決議的狀況，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獨立自主地分析解決中國革命具體問題的能力，標志著我們黨從幼年走向成熟。 遵義會議后，我們黨進一步走上了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的道路，形成了正確解決革命中各種復雜問題的一系列方針和策略。特別是經過延安整風運動，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得到進一步肅清，全黨的馬列主義水平也大為提高。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更是強調理論與實踐、主觀與客觀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特別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還解決了政治路線問題，毛澤東同志提出共產黨人要善于做實事求是的模范，具有遠見卓識的模范，在1941年5月19日發表的《改造我們學習》的演講中對實事求是作了科學的、革命性的馬克思主義的解釋，要求全體共產黨人和各級干部善于從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客觀實際出發，找出事物內部固有的規律性來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基調，是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宣言書。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了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科學結論，十二大又提出要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黨的十三大制定了黨在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黨的十九大提出隨著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要把握新階段，貫徹新理念，構建新格局。這就是說，一方面我們無論在什么條件下都要堅持社會主義，這是矛盾的普遍性;另一方面搞社會主義要有中國特色，不能脫離階段、脫離實際，這是矛盾的特殊性。正確認識我國所處的歷史階段和發展方位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首要問題，是堅持物質決定意識，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唯物主義原則的基本要求。
三、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實踐啟迪
在慶祝建黨一百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堅持實事求是，從中國實際出發，洞察時代大勢，把握歷史主動，進行艱辛探索。……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歸根到底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行。”我們要善于用馬克思主義觀察時代、把握時代、引領時代，讓遵義會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事求是的真諦在引領創新發展、跨越發展、綠色發展、高質量發展的偉大實踐中煥發出更加燦爛的時代光芒！
今天，準確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著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戰略全局，一定要深刻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階段性特征，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中國處于成長上升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更要保持清醒頭腦，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補短板、揚優勢、強弱項、提能力，在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理念中，努力構建以國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優勢互補的發展新格局。毛主席說四川是一個好地方，習近平總書記說四川臘肉真好吃，省委書記彭清華說甘孜是一個充滿希望的好地方。這實質就是啟迪我們要立足省情州情，發揮生態、旅游和地域文化特色優勢，堅持農旅結合、文旅結合，突出綠色發展導向，在推進鄉村振興進程中，因地制宜、分類指導，做好優、綠、特、強、新、實文章，擦亮四川農業大省這個金字招牌。而作為長江上游生態屏障的甘孜州來講，就是要善于把中央、省委的大政方針同本地區的實際結合起來，正確處理好發展主要矛盾和維穩特殊矛盾，抓好高質量發展和長治久安兩個關鍵，以融入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融入全省經濟發展體系為方向，按照大渡河、雅礱江、金沙江區域布局，堅持東部崛起、南部加快、北部追趕，梯度推進縣域經濟發展和鄉村全面振興，做到產業富民、生態文明、鄉村振興的一體推進。這也是新形勢下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科學謀劃高質量發展，謀求“十四五”良好開局的客觀要求。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作出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中央尊重安徽省鳳陽小崗生產隊和四川省廣漢向陽公社等地群眾探索創新，確立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引領廣大農村農民走上了脫貧致富的道路。在推動高質量發展中堅持實事求是，必須堅持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線。群眾生活在基層、真正的高手在民間，從甘孜州的情況看，無論是丹巴藏寨美人谷，還是康定折西片區的甲根壩的木雅民居都體現了當地群眾的智慧和首創精神，既包含深厚的歷史底蘊，又體現開放包容的時代特色，藏漢結合、中西合璧、渾然一體、大美天成，這是政府包辦代替所辦不到的，更是那種在發展鄉村旅游不加調查、不加研究的形式主義所不能達到的效果。因此，在推動鄉村振興進程中，我們要善于聽取群眾意見，集中群眾智慧，貼近實際、貼近群眾、貼近生活，用好用活鄉村文化元素、凸顯民間民俗風情，有序推進新村建設和新型城鎮化，突出嘉絨風情、木雅風格、川西民居等區域特色民族特色，建設打造一批高品質的鄉村振興示范點。
實事求是既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精髓，也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靈魂和根本原則。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大會上提出以史為鑒，開創未來，必須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必須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就要求我們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堅持真理，堅定信仰，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實踐。在科學謀劃“十四五”發展中既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順應廣大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又要堅持系統思維，用聯系和發展的觀點看問題，統籌兼顧、科學謀劃，抓住全面、突出重點，抓住關鍵、突破難點，既要打好解決急難險重問題的攻堅戰，又要打好謀全局、打基礎、利長遠，推動創新發展、跨越發展、高質量發展的持久戰。不唯書，不唯上，科學分析新情況，合理解決新問題，堅持“一干多支、五區協同”，“四向拓展，全域開放”，服務構筑西部高質量發展新高地，努力建設全國知名生態文化旅游目的地、全國生態文明示范區。
遵義會議扭轉乾坤、轉危為安，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開啟改革開放新時期。紅軍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夾金山的英雄壯舉，為鑄就長征精神豐碑留下了濃墨重彩之筆。胸懷祖國、放眼全局，環顧全川、審視甘孜，倍感新時代的長征路任重道遠。讓我們弘揚長征途中的革命英雄主義、樂觀主義、集體主義精神，實事求是、敢闖新路，自力更生、自信自強，沿著改革開放之路，披荊斬棘、闊步前進，為建設團結富裕和諧美麗社會主義現代化新甘孜而不懈奮斗！
（作者系中共甘孜州委黨校副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