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18年09月26日
藏族詩人語言上的越界行為內在的構成了詩歌整體上的邊界性表征，邊界性本身通過詩歌語言、主題、形式、意義等多方面得到顯示；即是說，邊界性是指確定性的形式和意涵豐富的內容。藏族詩人并非指向單一性的詩人個體，而是具備族裔共同體特性的詩人群體，這意味著其經驗的內容、經驗的方式、經驗的實行存在某種既定的統一性和同一性，當這種共同性被群體中的個體不約而同地表現出來時，它會因不同個體在整體上的關聯而顯示出一種現象關聯。
◎祁發慧
當代中國社會正處在深刻的文化轉型之中，女性作家成為重要的文化景觀之一，她們是這一文化、話語構成相當有力的參與者。在藏族文學創作中，藏族女性詩人也成為其中堅力量。
安多女詩人梅卓在《七月之祭》中寫到：世界從我們對面/遠遁……/我們沖動于各種方式 卻忘懷/必然到達的目的
梅卓基本上沒有長期離開安多藏區的生活經驗，她幸運的守住了原鄉的美好，她的生活似乎永遠貼近族群本身；但原生的智性憂慮無法被眼前的安然稀釋，因此她的詩歌也是思慮的、探索的。梅卓的情感表達一向是坦誠而率真的，她從不吝嗇用華美的語詞描述博巴的歡顏笑語、雪域的風俗人情；更不惜用全然的熱情重溫尊者米拉日巴、藏王松贊干布和歌者倉央嘉措的風采。這首詩中，梅卓一改對象性的具體指涉的抒情慣性，采用代詞“你”、“我”網絡詩歌結構。“你”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指證的對象，同時也是“我”的參照物；“你”與“我”最近，“十指交纏”的動作意味著面對面的身勢，由面對面的關系確定了“你”與“我”的對話關系和對應關系，兩者達成內在的統一而出現“我們”，統一的肌體在于“本能地親近”，這個本能或許是血液中的親緣性，是一種不可言說的神秘和測不準的定律。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的真實身份是被掩蓋和遮蔽的，“我們”在被遠遁之后，凝視對方、交纏手指、攜手行走、心思憂郁、到達目的；這一系列的行動均在“你”、“我”的符號性中發揮靈活性的作用。
“你”在現代文學中是被絕對弱化的，可是梅卓在詩歌中的位置安排值得玩味，“你的善，同我的善，你的弱，同我的弱”，“你”優先于“我”而存在，“我”的一切由“你”起決定性作用；這說明“我”的主體性地位被“你”削弱甚至消解，“我”的主體性意識被“你”遮蔽甚或拆解；“我”的主體性和自主性因“你”而失效，“我”成為低于“你”的追隨者和順從者，“你”是心理程度上采信最高的他者，是詩人精神依托的抽象；對于女性詩人而言，這個“你”一般是父親的形象或父權的象征。梅卓的詩歌一直行走在自我指認和認知的過程中，因此她對自己的族裔身份時刻保持一份清醒和敏銳。她祈求：“但求你以悲憫的心，攝受我吧”；她懺悔：“你的血統，是我們不可更改的歸宿。在我驕傲之前，我曾深深自卑”；她傾訴：“于是，我的王，我伸出手，感覺到你陷落時的永恒之痛楚”。耿占春先生將此視為處于兩種文化傳統中噬心的經驗，這是每一個族裔詩人共同的經驗，梅卓的獨特在于她沒有離開原鄉卻獲得了和班果、旺秀才丹等人差不多一致的異質經驗和情感共鳴，這種情感根基在于梅卓對原鄉的埃勒克特拉情結。
三
越界寫作意義與未來
從以上對詩人詩歌殊相的分析我們不難抽繹這樣一些共相：首先，他們都接受了系統的中文學科的高等教育。這一點尤為關鍵和重要，接受學科教育的規訓為他們用現代漢語創作現代詩歌提供了話語權上的合法性依據，也為他們在文學上的“越界行為”夯實了基礎。這一特性也是筆者在“邊界現象形成”一節中專門選取中文科班出生的詩人作為分析案例的原因所在。“中文科班”意味著他們在詩歌寫作的身份合法性上經得起推敲，就學術研究而言，學院背景讓他們更具代表性和可靠性。其次，他們都是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出生于安多和康區，八十年代后期離鄉外出求學，上學期間開始詩歌創作，族裔身份或族群地域性使他們的詩歌面相有別于漢族詩人和內地詩人，他們為轉型期以來的當代漢語詩歌注入了不少異質性元素，拓展了當代漢語詩歌的經驗邊界。再次，由于自身經驗構成中藏文化經驗、漢文化經驗的異質性、復雜性和曖昧性，使得他們的詩歌雖然采用現代詩的形式和語言，但其核心母題、元素、隱喻依然是族裔性的，這無疑讓他們的詩歌行走于兩種經驗、兩種體驗的邊界。這種邊界性的體驗就內心情感趨向而言，激發了他們在自身根系文化的傳承上尋找自己表達方式的深層訴求。他們的詩作內在地形成了一種情感共同體和話語共同體傾向，從而將抽象的邊界性語境糅合于具體的寫作實踐中，形成邊界性現象。
任何一種現象的形成就社會學角度而言，它必定是一個群體性事件。當代多康地區藏族漢詩的發生也概莫能外，除筆者選取的詩人之外，還有安多詩人才旺瑙乳、達瓦扎西、完瑪央金，康區詩人阿來、列美平措、吉米平介等積極投入族群意識覺醒的創作大潮中，用共同的族裔文化根性和相近又各具特色的詩歌品質，顯示出一個較為成熟的詩歌群體應該有的風格一致性和多元性。與其說他們自發地形成了一種詩歌現象，毋寧說他們用詩歌的話語方式形成了一種文化現象，而這個文化現象的表征便是用越界的語言和話語在邊界性語境中的建構和實踐。文化不僅有顯形狀態和隱形狀態，甚至存在于個人的基因中，這說明文化本身具有根源性，藏族詩人寫作的頭等要義就是貫通藏文化的顯形和隱形兩種狀態，激活自身雙重異質性的經驗，在差異性中抓住藏文化的核心根源。就寫作實踐和詩歌話語的形成而言，凝縮和展現根源性的藏文化是轉型期以來藏族詩人共同奮進的目標。他們有意識地轉用類如羌域、貢唐之類的地域性稱呼為文化隱喻或修辭手段，以便弱化其地理性質而強化族群文化意義。頻繁使用桑煙、絳紅袈裟、哈達、白蓮等獨屬宗教的詞匯，以便在詩歌的經驗表述中顯現異質的族群文化基質，從而在整體性現象中表現出從族裔性的“地理——文化——心靈空間”的跋涉，化為詩性空間中的詞語和意象之跡象，這些藏族文化心理中固有或者曾經擁有的詞匯，能激發個體對族群的集體記憶。這種個人性的有意識的族群文化之再建構和實踐，其實質是族群性的集體無意識在當下文化語境中的釋放和外顯。或者說，對于當代藏族漢語詩人而言，在詩歌中表現族群文化、族群意識、族群歸屬感是一種業已形成的寫作價值準則。他們已經從前輩強勁有力的詩人那里習得了一套抒寫族群文化，宣泄族群情感的寫作模式。老一代藏族漢語詩人的寫作對于他們而言存在盧卡奇所言“輸入意識”的強制力和布魯姆所言“影響的焦慮”的牽制力。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強制力和牽制力內化為詩人寫作意識中的邊界性感知和寫作實踐中的邊界性意圖。
就整個藏族漢語詩歌的發展和流變而言，多康地區藏族漢詩邊界現象的形成，主要集中發生在第二代藏族漢語詩人中，他們有著“承前啟后”的寫作使命以及介于承啟之間“過渡性”的寫作宿命。“承前”是由于他們在連續性地擴展第一代藏族詩人伊丹才讓、格桑多杰等人開辟的藏族漢語詩風；持續性地改寫著傳統的藏族詩歌。“過渡”是由于八十年代思想復蘇解放的大語境下，他們試圖顛覆禁錮時代的寫作范式，顛覆歌頌式階級話語的藏族漢語詩歌寫作，試圖喚醒作為藏族詩人的自我意識，客觀呈現出主體詩歌創作的邊界性語境，試圖將純文學的訴求和族裔性話語雜糅在一起。遺憾的是，由于個人寫作生命的局限和全國詩歌白銀時代的消逝，第二代藏族漢語詩人并未建構出一個屬于當代藏族漢詩的美學圖景和詩學體系。“啟后”是由于隨著時代的發展，因邊界性語境產生的雜糅性、曖昧性在第三代藏族漢語詩人身上更為明顯，第三代續完著邊界性經驗和語境的書寫。概而言之，所謂邊界現象的形成，就是第二代藏族漢語詩人在傳統與現代、藏地與漢地、藏文化與漢文化之邊界性語境中，采用越界的話語方式為轉型期以來的族群文化、共同體意識取得文學上的合法性依據，而進行自發性的共同努力成果的外顯。
藏族詩人語言上的越界行為內在的構成了詩歌整體上的邊界性表征，邊界性本身通過詩歌語言、主題、形式、意義等多方面得到顯示：邊界性是指確定性的形式和意涵豐富的內容。藏族詩人并非指向單一性的詩人個體，而是具備族裔共同體特性的詩人群體，這意味著其經驗的內容、經驗的方式、經驗的實行存在某種既定的統一性和同一性，當這種共同性被群體中的個體不約而同地表現出來時，它會因不同個體在整體上的關聯而顯示出一種現象關聯。因此，藏族詩人在語言上的越界行為因邊界性語境的存在而呈現出一種整體性的邊界現象。
誠然，作為現象本身必然關涉不帶任何先決假設的經驗世界——具體的現實世界——個體的意向性行為，但作為表征地現象是一種形式的關聯之物，它必定是個體經驗與群體經驗的重合。綜而觀之，邊界性語境抑或語言的越界行為既是藏族漢詩在當代漢語詩壇中表現出的獨特形式，又是這種形式得以彰顯的獨特內容，而這種或為形式或為內容的邊界二重性對轉型期以來多康地區的藏族詩人具有民族志意義上的共同體和個體建構意義。換言之，身處多康地區邊界性語境中的族裔詩人，徘徊于傳統與現代的相互滲透之中，以詩歌的形式來完成族裔共同體的建構和想象，借詩歌的抒情話語完成現代性語境中的自我建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