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17年09月07日
■張旭
此稱是一位來自云南迪慶藏族自治州的藏族作家，位于云南西北的迪慶，在地理上算得上是邊地的邊地，在文學上，這個地區的文學創作也沒有得到評論界太多的關注。外界的關注少，并沒有影響作家的創作熱情，此稱的創作似乎也并不是為了外界的名利，“我一直惦念我的山里歲月，所有在泥土里經歷過的一切……我希望能用自己貧乏的語詞，把這溫暖的一切訴諸紙面，或死或生，別無他求。”此稱的小說用回到生活現場的方式，呈現出藏族的生活狀態和民族文化心理，在藏族日常生活的細枝末節中發現真、善、美。本文將從樸素的生活哲學，對文化沖突的觀照，敘事技巧三方面嘗試解讀此稱小說。
一
回到原始生活現場的此稱小說有著毛茸茸的觸感，但這種毛茸茸的對生活的原生呈現，并不同于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后期新寫實小說那種對現實生活荒誕丑惡的“原生態”還原。回到原始的生活現場，此稱對生活本身有著自己的價值判斷。回到原始生活現場的小說創作，此稱融入了自己作為藏族的樸素的生活哲學，他不是帶著一種審丑的眼光去揭露現實的丑陋，而是用一種鑒賞的眼光去發現藏區日常生活的詩意與人性，此稱試圖用這種樸素的生活哲學去對抗現代文明的欲望化世界。
現代文明宣稱自己處于“主流”地位，將藏區視為“邊緣的”，這本身就是值得懷疑的，邊緣和主流的劃分標準是由現代文明規定的。現代文明用自己的主流話語權不斷壓縮“邊緣”的生存空間，消解“邊緣”與“主流”的差異性。現代文明給藏區帶來了一系列的變化，物質生活的提高，但隨之出現的是傳統的民族的東西逐漸失落，同質化的東西越來越多，具有民族特性的東西漸漸變少。差異性是保持民族特色的重要支撐，此稱小說回到原始的生活現場，就是要從藏區人民的日常生活中發現民族的特性，保持民族的差異性，體現藏族獨特的樸素的生活哲學。作為一名藏族作家，此稱在小說中并著意于藏族服飾、飲食、文化等方面的描繪，而是將藏族的民族文化心理融進小說內部，使小說體現出一種樸素的生活哲學。小說《沒時間談論太陽》的故事并不復雜，甚至有些平淡，沒有炫目的技巧，小說講述了兩個從事傳統農事的年輕單身漢平常的一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歸，看似陶淵明歸隱式的田園生活，小說結尾處《新聞聯播》的出現，卻又提醒我們這個世界和現實生活是有關聯的。《新聞聯播》里所提及的國內生產總值、世界杯足球賽、虛擬貨幣的價值……與羅布和扎西的世界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照，一個是發展的現代世界，一個是不變的鄉村世界。亙古不變的鄉村世界和外部世界有著無法抹殺的聯系，但是在鄉村內在的秩序下把這種外在聯系淡化了。在《沒有時間談論太陽》里，金錢欲望被淡化到幾乎不存在，扎西和羅布恣意自在，山上砍柴，和動物對話，隨性喝酒談天，拒絕虛無，關心生活本身。這部小說表現出一種拒絕欲望化生活，追求簡單，自然，隨性的樸素生活哲學。
二
回到原始的生活現場，此稱的小說還表現為對新文明入侵與傳統藏族文化沖突的觀照。位于滇西北的迪慶藏區，在地理上相對邊緣化，但還是無可避免的受到現代文明進程的影響，傳統的習俗被“先進的”現代文明沖擊，發電機帶來了電，電燈使夜晚像白天一樣明亮，對年輕人來說，電視機的到來比口耳相傳的民間故事更具有吸引力……這種沖擊不僅是器物上的，更來自于思想觀念的沖突。作為一名八五后的作家，此稱親歷了新時期以來迪慶藏區對外來文化的反抗、接受、反思、迷惑，他把這種對變化與抗爭的思考融入小說。
小說《薄暮之雪》和《老牧人曲甲》就是從現代文明與傳統文化交鋒的展開的。《薄暮之雪》中電視機和爺爺暗示了兩種不同的文明，電視機代表了現代工業文明的敘事方式，爺爺的故事則意味著傳統的藏族口頭敘事，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對于一個尚未通電的藏區小山村，電視機無疑比老人的故事有更大的吸引力，在傳統和現代文明的較量中，現代文明似乎更勝一籌。《老牧人曲甲》里放了一輩子羊的老牧人曲甲，把羊當作生活的信仰，在國家恢復草原生態，適度放牧的政策下，曲甲成了村子里最后一個還在堅持放羊的人，盡管畜牧局工作的女兒多次勸說，曲甲卻依然放羊，放羊對老人來說不只是一種生存手段，更是一種對傳統生活方式的堅守，但在老人去世后，羊立馬就被賣掉，村子里再沒有放羊的人。爺爺的故事和老牧人曲甲的“羊”都是一種文化符號，符號的背后暗含著藏族的傳統，藏族有著悠久的口頭敘事傳統和畜牧傳統，“故事”和“羊”的逐漸失落，是對傳統在現代文明中失落的隱喻。在這種傳統與現代交鋒后，面對傳統的式微，小說表現出一種失落感，《薄暮之雪》的結局，爺爺咽氣和新安裝的電視機開始播放幾乎同時發生，《老牧人曲甲》中現實里難以抵達的精神故鄉，在夢中老人在羊的幫助下得以實現，抵達精神故鄉，肉體的死亡也隨之而來，老人過世以后，羊也被賣到遠方，村子里再沒有羊，也沒有放羊的人，宣告了一個時代的結束。
三
回到原始生活現場，使小說呈現出一種毛茸茸的生態，很大程度得益于此稱在小說創作中對敘事技巧的應用。此稱擅長于掌控小說的敘事節奏，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此稱小說敘事的節制。小說《沒有時間談論太陽》的故事時間集中在一天之內，整個敘述緊湊，從一開始就進入敘述狀態，夢中熟睡的羅布被腳麻驚醒，起床與鄰居扎西上山砍柴，作為兩個精力過剩的年輕單身漢，小說中卻很少有異性出現，作為僅有的年輕女性，羅布的妹妹出場時間也極短暫，并沒有展開與妹妹相關的敘事。小說中提到《新聞聯播》，暗示讀者這是一個與現代社會有聯系的世界，但也只是點到為止，絕不另生枝節。此外，小說中羅布和扎西看似東拉西扯的打趣，閑聊實則是豐滿了人物形象，也給小說增添了靈動的氣息。小說《薄暮之雪》里爺爺臨終和電視機開始播放幾乎同時進行，但爺爺過世的那一條敘事線索，并沒有展開，而是用漫天大雪作為結局，用天氣的變化隱喻時代在變化，爺爺的故事所代表傳統文化逐漸被年輕人拋棄。小說《流亡者》中，小說的敘述集中在桑珠如何為愛抗婚，娶親，在意外失去愛后流浪的過程，桑珠流浪后的生活被省略了，此稱在小說敘事上的節制，使得《流亡者》的主題更為明確。
此稱小說讓人印象深刻的還在于小說結構上的與眾不同。讀過此稱小說的人，很難不去提及他在小說結尾的設置，此稱喜歡在小說結尾設置一個“突變式”的結局。《流亡者》用倒敘的方式講述了桑珠的一生，但是在結局處，被揭曉的小說敘述者身份卻讓讀者不知所措，這個敘述者是桑珠的退婚對象拉姆的現任丈夫，但是敘事人在之前的敘述中完全沒有被提及，這樣的情節突變，完全在意料之外，也不在情理之中。這種“突變式”的結局更為突兀的體現在小說《糖果盒子》中，年幼的孩子和小朋友一起玩著過家家，對父親的意外死亡因為太過年幼而表現出懵懂狀態，只想要糖果盒子，又是在小說結局處發生突轉，原來是一個老人的噩夢。此稱很擅長用夢境、幻想與現實的交織展開敘事，小說《闖進來的究竟是誰》里，“我”作為新郎官，馬上要舉行婚禮了，新娘和伴娘正在布置喜房，“我”卻走神了，幻想出七年前的初戀拉姆來搶親，當“我”清醒過來卻發現自己七年前從來沒談過戀愛。此稱小說的“突變式”結局可以看做是他對夢境與現實切換的一種手段，但是這種手法還不成熟，“突變式”的結局有時顯得不夠自然，太過突兀，讓人覺得摸不著頭腦。
結語
回到原始的生活現場，此稱小說創作體現出對文化沖突的觀照，包含了藏族的樸素生活哲學。此稱小說主要是短篇，短篇小說用極簡的故事情節表現生活的精妙。此稱作為一名八五后作家，屬于藏族文學的新生代，他也用自己的作品證明了自己的實力，無論是對小說的敘事節奏的把握，還是敘事方式的嘗試，此稱的短篇小說都顯示出不俗的實力。但是存在不足，此稱在小說中對情節過渡的掌控還略顯不成熟，在夢境與現實的切換時，“突變式”的結局往往顯得生硬。在未來的創作中希望他能更好的解決這個問題，給讀者帶來更好的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