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21年11月05日
現場考察。
室內觀摩石器標本。
地層及遺物。
古DNA樣品提取。
年代、環境樣品提取。
◎戴竺芯 楊博
近日，筆者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皮洛遺址考古工作站獲悉，稻城縣皮洛遺址首期考古發掘工作目前已接近尾聲，考古隊員正進行最后的文物整理等工作。這處遺址為何重要？筆者專訪著名考古學家、古人類學家高星，在他看來，稻城皮洛遺址的新發現，“超出以往想象”，可以用“石破天驚”來形容。
高星認為，這無疑是近年最重要的、具有世界重大學術意義的考古新發現。其中發現的阿舍利文化遺存，徹底解決了中國、東亞有沒有真正阿舍利技術體系的爭議，填補了其在亞洲東部的傳播路線的空白環節，有利于認識遠古人群遷徒和文化傳播交流。同時，他提出，人們不需回避阿舍利技術自西向東來的問題。在遙遠的舊石器時代，人群都處在遷徙流動狀態，根本不存在所謂的東方、西方的界線，地球是人類共同的家園，人群遷徙、文化傳播必然存在多向性、復雜性。
兩次前往皮洛遺址
新發現是“以往無法想象的”
2020年9月，高星接到一通來自四川的電話。“我們在海拔3700米的地方有了舊石器時代的重要發現。”聽了四川方面的初步介紹，興奮和驚喜的同時，高星內心也有些存疑。“根據以往的經驗，在青藏高原上，大部分的石制品都采集于地表，缺少地層就難以判斷年代。我當時以為，這次也可能是類似的情況。”高星說，他決定立即去現場看一看。
作為專家組主要成員，下了飛機，高星便直奔現場。“太振奮了，非常高興。”他說，皮洛遺址大片的原生地層和出土的石器標本，都讓人感到意外。在青藏高原，大部分地區都是剝蝕地貌，而原生地層的出現，為舊石器時代考古遺存的年代判斷和研究遺址特點、古環境背景提供了機會，非常難得。
2021年4月，皮洛遺址開始正式發掘，高星再次前往遺址進行實地考察。“這次做好了心理建設，滿懷期待地去，又有許多以往不敢想象的收獲。”高星說，在青藏高原，能夠發現原生地層埋藏的舊石器時代標本本身已經很不容易，而此次皮洛遺址的發掘，發現了從下向上、從老到新至少7個文化層，本身就形成了一個文化序列，猶如在中國西南豎起起一根支撐中國、東亞舊石器時代文化大廈的支柱。其中出土典型的手斧、薄刃斧、手鎬組合，阿舍利技術特征十分鮮明，而且是目前在世界范圍內所發現的海拔最高的這類遺存者。
“它們的規范性、技術成熟度、典型性，在整個東亞地區看來都是最精美的。”高星認為，這批手斧的發現徹底解決了中國、東亞有沒有真正阿舍利技術體系的爭議。他說，同去考察的王社江研究員對此次皮洛遺址的新發現用“石破天驚”來形容，并不過分，這些遺存不僅對于考古學家建立中國西南舊石器時代文化序列具有重要意義，還將為研究遠古時期人群遷徙、融合及文化傳播、交流路線，以及人類適應高海拔極端環境等系列重大問題提供了關鍵信息。
填補阿舍利文化傳播路線空白地帶
有利于認識遠古人群遷徒和文化傳播交流
此外，皮洛遺址的空間位置同樣非常重要。根據此前的研究，亞洲東部舊石器時代手斧的主要發現地，星星點點分布在印巴次大陸和中國廣西百色、廣東郁南、湖南洞庭、湖北鄖縣與丹江口、陜西漢中與洛南、山西丁村、朝鮮半島等地區。但這些遺址發現的石器并不典型，學者們將其稱為“似阿舍利遺存”。
那么，西方阿舍利技術遺存與東方的類似發現是否屬于同一個技術體系，東西方阿舍利技術人群存在真正的交流嗎？皮洛遺址的發現徹底基本解決了這個問題。“皮洛遺址的阿舍利遺存，其技術特點、形態與組合，都與西方阿舍利晚期文化非常相近，可以說是典型的阿舍利技術的成熟階段。”高星說，這意味著，皮洛遺址等含手斧的遺址填補了該技術體系的一個關鍵空白區和缺環，連接起印巴次大陸、中國南北方直至朝鮮半島的阿舍利文化傳播帶，對于認識遠古人群遷徒和文化傳播交流具有特殊的價值與意義。
高星提出了一個阿舍利技術與相關人群在中國、東亞的遷徙傳播路線假說。“阿舍利技術的源頭應該是非洲，經過西亞—歐洲，再到印巴次大陸，可能從喜馬拉雅山南麓進入中國南方，再通過川西高原及其東側的區域，在從南到北傳播。”高星說，這些地點和材料構成了特定時期、特定人群長距離遷徙及文化傳播的路線，而皮洛遺址處于一個關鍵的鏈接點上。
當然，假設的傳播、交流路線尚有很多缺環，有待未來的證實或證偽。高星期待著，將來進一步的工作會有更多的發現，對當時人群的遷徙、文化的傳播交流以及現代族群的形成，有更加全面的認識。
不需回避阿舍利技術自西向東來
人群遷徙、文化傳播必然存在多向性和復雜性
皮洛遺址的出現，讓阿舍利體系自西向東傳播的趨勢，早期人類可能存在的這條傳播路線更加清晰。“這個觀點可能會遭到一些人的質疑，為什么總說什么都從西方來？”高星解釋，從學術角度而言，人們根本不必回避這樣的問題。
因為，在遙遠的舊石器時代，根本不存在人們現在所理解的民族、國家以及定性的文化概念。那時的世界都是大同的、一體的。他介紹，人類的祖先從大約六七百萬年前起源于非洲，此后開始向各個方向遷徙。既然存在自西向東的文化傳播，同樣不可否認的是，在華夏大地繁衍的古老人群，也會在不同時期向西或其他多個方向遷徙和傳播。在高星看來，不同地區人群遷徙、融合和文化傳播、交流一定是多向的、交互的。這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筑過程，是其遠古根基。
“我們都是同根同源的，現代的各個族群都有非常遙遠的歷史根系，我們都是基因交流、文化傳播、不斷融合的結果。”高星說，人類“定居”的概念很晚才產生，出現在農業起源之后。在這之前的舊石器時代，人類的祖先幾乎都在不斷遷徙、移動，尋找適合生存的資源和空間。
從這個角度看，人們不必將遠古東方人群、西方人群及其文化區隔開來。“當時根本不存在所謂的東方、西方，地球就是人類共同的家園。”高星認為，“我們切不可用很晚才發生的定居生活模式和現代國家疆域、民族的概念與狹隘的心理去推測、解釋過去人類的行為和文化及不同人群之間的關系”，高星強調。“對于一種文化、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而言，敢于承認多方面的來源，敢于正視它的多樣性、復雜性，這才是文化自信的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