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21年09月10日
建小70級畢業照。
◎荊林鋼 文/圖
我是1969年進入康定建設小學（現民族小學）開蒙，1979年在瀘定中學高中畢業，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我的中、小學是這樣度過的：
1969年春(那時是春季招生)，沒讀過幼兒園的我背著媽媽手工縫制的書包，里面裝著一本“紅寶書”(毛主席語錄)、一支鉛筆、一個本子，書包帶上系著一個小茶盅(那時小學生的標配)，第一次走進校園，成了一名小學生，當時叫“建設小學”，學校位于州醫院對門一片民房后面，一條二十來米長的小巷穿過民房進入學校，校園分上、下兩個院壩，下院壩是一個泥土鋪面的操場，南北兩端各有一片小小的柏楊林，北端還有一幢木質二層已屬危房的小樓，四周布滿了木竿做的斜撐，防止房子倒塌，里面是教室和老師辦公室，甘孜州衛校初創時，也在這幢危樓中開展過部分教學活動，我也是從這個危樓里開始了漫長的學生生涯。操場西面有一個土臺子，是全校集會活動的主席臺，土臺子兩側是去上院壩的條石階梯。上院壩是教學區，再后面還有一個石板鋪地的廟堂，廟堂門前有兩棵參天的老槐樹。
那時的小學生沒有現在的孩子們緊張，每天早上到校后都會在柏楊林中嬉戲玩耍，男生大聲地忙著打彈殼、跳拱、滾鐵環，女生悄悄的聚在一起抓子兒、踢毽子、跳橡筋，上課鈴一響，呼啦啦的從各個方向奔向不同的教室。由于教室不夠，我們還實行“二步制”教學，就是兩個班分上、下午共用一個教室，三個同學共用一套桌凳。學校后面的廟堂是廚房，一個姓廖的老漢負責，我們都叫他廖伯伯，每天給地質隊、五·二醫院等路遠的學生熱飯(飯是學生自帶)，給學生燒開水，課間休息時，孩子們就拿自己系在書包上的小瓷(鋁)盅到保溫桶前喝開水。冬天，廖伯伯在我們到校前，就在廟堂的石板地面上燒紅了一大堆木炭，各班值日的學生抬著火盆去領回火種和生炭，維持一天的教室取暖。
課程分為政治、語文、算術、常識、圖畫、唱歌、軍體和勞動。語文第一課到現在都清晰的記得，全篇課文五個字“毛主席萬歲”，這是我一生中最早學會的五個字，比學會自己的名字還早。不論什么課都與政治、軍事緊密相關，圖畫課何德富老師教畫延安寶塔山，軍體課張遠成老師教隊列、野外拉練，勞動課除了打掃校園外，另一個主要內容就是積肥(收集馬糞、牛糞送到農村)，學生的編制都與現在不一樣，一個年級叫“連”，一個班級叫“排”，一個小組叫“班”，少先隊組織被佩戴臂(胸)章的“紅小兵”取代，四年級時才恢復了佩戴紅領巾。
1974年我完成了五年的小學學業(那時小學是五年制)，畢業了，離開了建小的校園，它給我一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給了我細膩的關懷。
1974年，我從建小畢業進入康中初七七級六班，成了我家的第一名中學生，那時沒有重點、非重點一說，全部就近入學，建小的畢業生只有我和另一名同學付軍波進入了康中校。新的學校對我充滿了新奇，從木柴檢查站對面，經過一段長長的陡坡穿過稻子壩村下去，見到了康中校門，進門右邊是兩幢教學樓，后面是食堂，再后面山坡上是一幢圖書室；左邊是一溜平房(教師宿舍)；正中是辦公樓。記憶最深的是學校的男性老師比以前的小學一下子增加了許多，讓剛從小學畢業，習慣了女性老師的溫柔慈愛的我產生了小小的恐懼，好在我的班主任何建華老師是一名女老師。
中學的生活與小學的生活迥然不同，首先是學科從算術、語文兩門，一下子增加到“政治、語文、數學、英語、物理、化學、歷史、地理”八門主科，還有“農業基礎知識、生理衛生”等課目，學習的壓力陡然加大。
在那別樣的時代，學校的課外活動卻是豐富多彩，為了響應“農業學大寨”的號召，全校師生硬是從圖書室后面的山坡上人背肩扛的運土，將教師宿舍背后的一片荒地填上了厚土，改造成了“海綿田”，校長王天星拿著尺子逐塊丈量填土厚度是否達到了最低要求一尺三寸。
化學課駱老師，帶領學生到駟馬橋背“泥炭”(沼澤地里的腐質土)，做的“九二O”肥，效果特好，參加了州的“農業學大寨”成果展；為毛紡廠搞熱交換，利用溫泉水加熱淡水，解決生產用水獲得成功。
地理課余老師帶領的“業余地震測報組”，兢兢業業堅持觀測、記錄、上報，每周二晚上還參加縣地震辦的會商會，成為地震“群測群報”的先進集體，余老師還參加了全國的表彰會，后來出任州地震局局長，是州里有名的地震專家，還有同學選擇“地震測報”為自己的終生事業。
數學課劉老師負責的木工組，擔負起課桌凳等設施的修理工作，為學校節約大量資金。
教室冬天取暖用的柴禾，還有做“叉頭掃把”用的細竹子，全部由學生自己去山上砍回。
學校還每年組織學生為周邊生產隊積肥、支援春耕秋收、自辦農場、參加民兵訓練等活動，為豐富學生的眼界，培養學生吃苦耐勞的品質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課堂教學不足的問題。
那個年代社會生活條件極差，康中也不例外，但每周一中午固定的燒豆腐卻是康中學子們至今難忘的佳肴。
在那秩序紊亂、人心浮躁的時候，學生的惡作劇花樣翻新，現在想來令人心悸。
一個冬天的早上，男同學將硫磺放入取暖的火盆，然后把全部女同學關在教室里，幸好被王澤云老師及時發現，不然后果不堪設想。
一次英語測試，全班只有一人及格，為了不被家長責問，我們幾個男生居然跑到老師家里偷走了全部試卷。
1977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是文革結束的第二年，是改革開放的前一年，是上山下鄉的最后一年，是恢復高考的第一年，特殊的年代注定了我們特殊的學生生活。我們在這一年初中畢業了，特殊的年代注定了我們特殊的命運，下鄉、回鄉、升學、招工，不同的人生在面前展開，不同的方式引導著不同的人經歷了不同的人生，我們就這樣一步一步走過來了……
1977年我隨父親工作調動來到了瀘定中學，開始了高中學習生活，學校位于大渡河畔沙壩村中的一塊坡地上，距縣城約兩公里，不通公路，走過康熙年間的鐵索橋，再經過懸崖邊上的小路進入學校，沿途有“石和尚”、“垮白流”等，道路崎嶇、飛沙流石、危機四伏，安全到校是老師、家長最關心的事。
走進校園內，右邊高處有天主教堂，男生宿舍(現在已從校園內劃出)，一處供應全校用水的水池，左邊低處是辦公樓、教學樓、禮堂、食堂、操場和一個圓形的觀賞水池。校園綠樹密布，除了一般的觀賞樹外，還有柿子、柚子等水果樹(當然，都是沒等到成熟就被我們偷吃完了)。清晨隨著樹上小鳥的吟唱，一天的學習生活開始了。
為了貫徹“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面向工農”等教育方針，學校除了上各類知識課外，還開展大量的學工、學農的內容，學校在田壩鄉辦有校辦農場、在瀘定機械廠設有學工基地、校園內有燈泡再生廠、業余地震測報站，學校還有手扶拖拉機用于學生學習，每年除寒暑假外，還要放各兩周左右的春耕、秋收的“農忙假”，但這個假期不是玩，不管是城市、農村的學生，都要求到生產隊參加勞動。記得初三全學年數學課全部是工、農業的應用課，上期為《農村會計》，下期為《工業制圖》，初中還專門設有“農業基礎知識(農基)”課，與“生理衛生(生衛)”課一道構成類似現在中學開的生物課。其中:業余地震測報站的活動和《工業制圖》課，為我后來學習建筑工程專業起到了重要的啟蒙作用。
那時生活條件極差，學校食堂除了輪流供應米飯、面飯(一種純玉米面蒸成的飯)外，還供應過煮紅苕(一兩飯票稱四兩紅苕)，菜只有洋芋、白菜、蘿卜等幾樣素菜，但便宜，每月伙食費僅八元一角，對絕大多數來自農村的住校生來說是實際的，每周四下午吃肉(要另外給四角錢)時，香氣撲鼻，口涎四溢。
勞動是主要課程之一，每周都有一個下午是勞動課，除了清潔校園、零散勞動外，去糧站背糧，到收購站背菜、抬肉是主要內容，由于不通公路，全校五百多名住校生的供應全靠孩子們一人二、三十斤螞蟻搬家似的背回學校，通學生(不住校的學生)對此還很有意見，因為他們不在學校吃飯。去新華書店背教材也是重要內容，因此每周都有班級去縣城背東西。
那時交通極為不便，每到周末或放假，不論你在磨西、德妥，還是嵐安、烹壩，也不論你家是機關、工廠，還是高山、河壩，五百多名住校生浩浩蕩蕩呼兄喚弟，一起徒步回家，假期結束后又結伙搭伴徒步回校，農村同學還會背上幾十斤口糧順路交給當地糧站，兌換成糧油供應憑證，才能到學校換取飯票。
1977年恢復高考后，學校也像全國其它地方一樣，集中精力抓教學，1978年還在瀘中、縣二中、磨西中學高七九級中開展統一測試，選拔成績靠前的學生組成了“高七九級三校聯合重點班”，選派磨西中學金仲倫老師為專職班主任，抽派全校各科名師，并外聘二中劉毓俊老師，康師校的楊老師，回鄉勞動的原南京工學院王德老師等負責該班各科教學工作，還專門為該班的教室、寢室安裝了電燈(之前，教室和寢室是不通電的)，為全州獨創。我也有幸成為該班的學生。但由于1979年高考政策規定，不能大、中專兼報(這個政策空前絕后)，許多成績優異的農村同學，為了確保“跳農門”而放棄了報考大學，從而嚴重影響了該班的升學率。
歲月匆匆，光陰似箭，四十多年過去了，我已是一個花甲老人，那段艱苦而充實的中、小學生活卻始終在我腦海中閃現。在今天教師節之際，我更想念我的母校，我的師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