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18年01月29日
■劉火
“康巴小說”，推而廣之的“康巴文學”，對于現當代的中國文學版圖來說，一開始是陌生的。但經過21世紀第一個10年的生聚和第二個10年前5年的勃發，康巴文學以及生產它們的康巴作家群，豐富了當下的中國文學版圖，壯大了當代作家隊伍。當下的康巴文學已集聚力量，正走出國門。
康巴文學一開始的“陌生”，不僅僅是因為它的地域概念的陌生，還在于生于斯長于斯的藏族作家們為我們當下和歷史提供的文學圖景。這一文學圖景，于我們曾經熟悉的文學圖景（包括它生長的四川文學圖景乃至放大到整個藏區文化背景下的文學圖景），顯然有著較為明顯的異質力量。康巴文學所處的地域是一個特殊的地域。“康巴”是藏區，但又與其他藏區有所區別。藏漢文化的碰撞融合，正是這一文化地域的優勢所在。
康巴作家和康巴文學便得益于這樣的地域優勢，特別是得益于藏漢邊際的文化交融。于是我們看到了如達真的《康巴》、格絨追美的《隱蔽的臉》、澤仁達娃的《雪山話語》等康巴藏地的關于人的、關于神的、關于人與宗教的、關于人與自然的相親相仇、相和相離的諸種情狀，以及與漢地文化不一樣的文學情狀和文學圖景。于此，康巴文學以及康巴作家群提供的文學情狀、文學樣式、文學語言、文學觀念，即康巴作家提供的康巴文學文本和文學圖景，作為一種有別于我們曾熟悉的文本，有著不一樣的美麗和不一樣的力量。
由于康巴作家的天賦與努力，也由于國內文學觀念的開放，康巴文學已經作為一種存在、一種新的昭示，逐漸獲得了關注。評論界和各類媒體對康巴文學的關注和研究日益增多，表明了康巴文學及康巴作家獲得了相當的肯定。再譬如，在康巴作家達真的長篇小說《康巴》獲得第十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2012）后，康巴作家雍措的散文集《凹村》獲得第十一屆“駿馬獎”（2016）。當然，文學的發展和繁榮，特別是作為個體的作家而言，并非由外在的評價來決定某一文學圖景的文學趣味、文學影響以及文學成就。但是，在眾聲喧嘩的當下，被關注（無論肯定還是批評）畢竟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
在獲得國內關注的同時，康巴文學并沒有就此滿足。2015年年底，3部康巴長篇小說——達真的《康巴》、亮炯·郎薩的《布隆德誓言》、格絨追美的《隱蔽的臉》同時由中譯出版有限公司翻譯成英文，向國外出版發行。達真另一部長篇小說《命定》也被翻譯成韓語對外發行，他的《康巴》已經與韓國惠江出版社簽下了韓文出版合同。對于一個10年前還鮮有文學名氣的作家群體來說，這些無疑是了不起的事件。雖然，我們現在還不能就此認定，這幾部長篇小說在英語地區和韓語地區，究竟會產生多大的影響。但可以預測的是，這些出自康巴的長篇小說在異域將成為另一種文化上的“陌生和好奇”。
按照丹納《藝術哲學》中的理論，不同的地域會生產出不同的文學，不過，并不一定越是地域或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在我看來，僅是地域的或者僅是民族的，文學的公共價值和超越是很難達到的。觀古今中外文學，凡為優秀的文學，無不是在與社會和歷史的糾纏之中展現出普遍意義上的人性。康巴文學得益于藏漢文化的“雜交”優勢，得益于藏漢地理的邊際效應。但如果僅是這樣，康巴文學僅是一地之文學。正是由于康巴作家的超越意識（超越地域和超越藏漢文化本身），將視角的重心著力于對人性的表達與表現。
例如，達真長篇小說《康巴》一開始是這樣寫的：“云登格龍醒來天已大亮。他不是自然醒來的，而是被噩夢中的一道道綠光刺醒的。就在他感到綠光刀割似的在身上劃出一道道傷口時，樓上的經堂里的俄色喇嘛生平第一次看見上百盞的酥油的燈芯發出噼里啪啦的炸裂聲。”此段所示的文化背景，一看即知不在漢地。然而，小說中人物的新異，則是在特殊的文化背景中呈現出來的。也就是說，這一感覺既是普通人的感覺卻又呈現出了特殊文化背景和不同民族的內心。人類共同的命運和作為單個人的獨特且復雜的人性與命運，是文學作品、特別是優秀的文學作品所著力呈現的。
這一復雜的人性在英文譯文里較好地呈現了出來。《康巴》一書的英文譯本加了副標題：一部藏人的史詩。這樣一來，英文受眾的聚焦點就有可能從獵奇的心態轉為對這一文化地域中生活的人的命運的認知。人是文學的中心，多層次多角度地去表達與表現人的復雜性和人的共性，是文學得以超越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以及不同意識形態的鑰匙。也許正是得益于這方面的開鑿和發掘，康巴文學作為一種文學標識得以生存、生長，并嘗試著走出國門。
康巴文學開始邁出國門的同時，康巴作家群也沒有就此止步。2011年和2013年，“康巴作家群”書系連續出版了兩輯，第一輯共6部，第二輯共6部；2015年又出版了第三輯，共10部。不只是數量，康巴作家和康巴文學還在尋求新的突破。或者說，在已經贏得了不小聲譽之后，康巴文學試圖著力于新的實驗。格絨追美的長篇小說、尹向東的短篇、梅薩的詩等，都有新的實績。特別是格絨追美的《青藏辭典》，不僅打破了所謂“詞典小說”的寫作樣式，而且在沒有中心人物、沒有主要事件、沒有故事支持的情狀下，實現了嘩變。在讀完《青藏辭典》后，我立即在這部書的扉頁上寫下了兩句話：“這是一部與傳統小說絲毫不相干的小說，這是一部向往神性追問人性的心性獨白。”說它與傳統小說不相干，是因為它連起碼的人物和故事都沒有。它與青藏相關，與青藏的歷史和日常生活相關、與青藏的人文地理相關、與作家對青藏的思考與反省相關，但小說中的大量詞匯，還是漢地的詞匯。正是這種藏漢的交錯與嫁接，使得作家所要敘述的、所向往的，在一個又一個有些“天花亂墜”的詞匯間，一次又一次地蟬蛻、一次又一次地嘩變。我們知道，《米沃什詞典》給詞典體文學樹立了一個標桿。格絨追美的這部小說顯然也受惠于《米沃什詞典》。但是這部名曰《青藏辭典》的長篇小說，則從藏漢文化相交融的背景出發，給康巴文學提供了新的文學經驗和新的文本。由此，在康巴文學繼續前行的過程中，其有可能出現的新走向值得我們不斷觀察和思考。
格絨追美在《青藏辭典》中解讀“天葬”一詞時說：“天葬是人身最后一次的偉大施舍和奉獻”。其實在我看來，對于康巴文學來講，也許每一部作品的問世就是一次天葬。而走出國門，也許就是別一文字和別一文本的“涅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