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17年11月03日
■王佐
1950年解放后，在黨的領導下，甘孜藏區實行了民族區域自治。但由于歷史等方面原因，不能也不可能馬上著手廢除封建農奴制度，解決階級壓迫的問題。在這個前提下，黨和政府通過恢復和發展生產，開展財經貿易和文教衛生建設等一系列工作，使人民群眾的生活獲得了初步的改善。但是少數反動農奴主不甘于其特權的失去，不僅繼續對廣大農奴進行殘酷的壓迫剝削，還千方百計破壞黨和政府的各項政策措施。黨和政府給群眾貸糧貸款，發放農牧具、救濟糧和衣物，領導和扶持群眾開荒發展生產，他們則加緊逼租逼債，到處插標劃界，并借所謂“神山”“神水”阻撓開發。黨和政府發展文教衛生事業，提高人民文化和健康水平，他們則反對設立醫院，辦學校。黨和政府培養民族干部，他們則對民族干部進行威脅、利誘、打擊甚至殺害。野蠻、殘酷、落后的封建農奴制嚴重制約了康區經濟社會的發展，也激起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無比痛恨。
黨和國家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改革給予了極大關注，并提出了明確方針。毛澤東在談到少數民族地區實行改革時明確指出“舊制度不好”，肯定了改革的必要性。周恩來總理在民族工作座談會和全國政協等會議上，談到民族地區的社會改革和民族繁榮問題時，曾講到“要幫助各民族發展，就必須實行一個根本性的措施，就是進行社會改革”，“我們所說的社會改革，最根本的是經濟改革”，“經濟改革分兩步，第一步是民主改革，即土地改革；第二步是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我們主張，各個兄弟民族的人民，包括他們的上層分子，覺悟到需要改革的時候再去改革”，“一定要把奴隸制度、封建制度和個體經濟制度改革成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所以改革只是一個先后問題、緩急問題，而不是改革不改革的問題。不改革，民族就要貧窮。” 1954年9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黨在民族地區的根本任務是團結各兄弟民族，經過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共同建設社會主義。劉少奇在《關于憲法草案的報告》中指出：現在還沒有完成民主改革的少數民族地區，今后也可以用某種和緩的方式完成民主改革，然后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由此可見，在民族地區實行民主改革是黨的既定方針，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在甘孜藏區實行民主改革只是一個把握時機的問題，改革勢在必行。
而此時漢族地區進行的民主改革即土地改革，徹底消滅了封建剝削制度，社會主義改造也相繼完成，各項建設事業蓬勃發展，人民生活不斷改善。這種欣欣向榮的景象，極大地鼓舞了甘孜藏區各族人民推翻封建農奴制的勇氣和決心。隨著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頒布，以及康區各項工作的深入開展，特別是開荒生產和大力培養民族干部，使群眾覺悟有了顯著提高，涌現了一批農牧民積極分子，部分地區還建立了群眾的生產組織。群眾要求變更舊制度的情緒日益高漲。他們說：“解放了，我們只翻了半邊身，還有半邊身子沒有翻過來，封建農奴制度這座大山還壓在我們身上”。一些人找到干部問：“我們這里為什么還不改革呢?”，“改革的政策什么時候才能到啊？”。有些地區還出現了群眾個別甚至集體抗租、抗差、抗債。比如，丹巴縣群眾40多人集體簽名蓋章，寫信給政府要求實行民主改革；德格縣農奴在縣人民代表會上要求全部廢除剝削制度和科巴制度。白玉縣20余戶農奴理直氣壯向頭人提出減少地租的要求；新龍縣150余戶農民提出廢除“烏拉”制度，并有70余人到政府控告，要求下令廢除封建剝削制度；稻城縣140余人集體抗債，逼著債主接受了減輕債務的條件；巴塘縣僅三個區就有1200余戶人起來抗租抗債；九龍縣兩個彝族小伙因不堪奴隸主的殘酷虐待，殺死了這個奴隸主；甘孜縣兩個頭人也因奪走兩個農奴耕種的土地而被打死。這一時期群眾的自發斗爭與1954年以前相比較，其范圍擴大到土司頭人制度統治較嚴的地區，斗爭的次數較以前明顯增多，斗爭的程度和斗爭的形式上較以前更為尖銳和明朗，出現了不少直接反對舊制度的斗爭。
經過解放初期幾年來以“團結上層”為主的工作，對民族宗教上層人士堅決貫徹落實“團結、教育、改造”的統戰方針，特別是通過參加工作、組織學習、參觀，加之新中國憲法的頒布和康區群眾力量不斷增長，民族宗教上層人士內部有了分化，大多數有不同程度的進步。他們中的一些有識之士認識到若不進行本地區、本民族的社會改革，民族的繁榮進步將是不可能的。民主改革是社會進步的大趨勢，只有順應這一歷史潮流，才不會被歷史所唾棄和淘汰。因而表示擁護廢除封建農奴制度的民主改革，并協助政府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在民主改革開展前，自治州政府收到上層人士贊成民主改革的書信57件，有289人簽名。有的上層人士還主動減輕剝削或者停止對群眾收租收債。如丹巴縣的土司王壽昌、巴登、王尚文等，不但寫了要求進行民主改革的申請書，并自1953年以來主動減輕了地租和差役。康定縣明正土司甲聯升除主動申請要求改革外，還動員8個寺廟上層喇嘛聯名申請要求改革。民族、宗教上層的大多數進步人士贊成或不反對民主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甘孜藏區民主改革的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