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24年05月17日
◎黃孝紀
自從父母去世之后，回故鄉的次數就少了很多。并且每次回故鄉，已看不到往日田園豐收忙碌的景象了，村莊空落，土地荒蕪，那些曾經一輩子躬耕于田野的莊稼人或已故去，或風燭殘年，越來越少了。
可是，在二三十年前，確切地說，在我的童年到青年時代，故鄉的大地，山明水秀，那真是一派生機勃勃。人們勤勉于土地上的勞作，人畜兩旺，雞犬相聞，百業繁盛，炊煙裊裊。
那時的故鄉八公分村，位于湘南山區偏僻一隅。在囿于方圓兩三公里的范圍內，鄉村社會自成系統，以耕作為生的莊稼人，除了與生俱來的農民身份之外，還常常有著各種社會職業身份。這些帶著明顯時代特征的社會職業身份，既有民間的，也有官方性質的，一同維系了整個鄉村社會的正常運轉，演繹了一幅特定時代下的湘南鄉村民俗風情長卷。
舊日的故鄉，限于當時的社會生活條件，還保存著許多傳統的老職業。這些老職業與普通大眾的生活息息相關，服務眾生，其名稱也有著明顯的地域性。
在我兒時，接生娘是很受鄉民尊敬的。每個鄉村孩子的出生，都離不開接生娘。接生娘一般都是年老的婦女，她們本身多次生育，有著豐富的生育經驗。就我而言，給我接生的，就是我家的鄰居小腳老奶奶。聽我母親說，我的姐姐們和那些早夭的哥哥，都是這位慈祥的老奶奶接生的。只是村中這些年邁的接生娘一般都不識字，沒有什么文化，更不懂現代醫學知識，接生的手段簡單而粗糙，因此，在簡陋貧窮的鄉村，新生兒死亡率向來很高，他們大多死于俗稱“臍風疾”的病癥，也就是破傷風疾病，是因為臍帶消毒不嚴而導致的新生兒感染。于今看來，在那樣的年代，一個鄉村孩子能夠存活下來，實在是一件偶然又幸運的事情！
缺醫少藥的年代，鄉民日常有個傷寒暑濕之類的小病痛，一般都是自己找個土方子，扯一些枝枝葉葉熬點湯藥喝。遇著大的難治的病癥，自然要找郎中。每個村莊，基本都有草藥郎中，不同之處在于郎中的技藝高低和名氣大小。也有的郎中，擅長于某一個方面，比如治療跌打損傷的郎中，在鄉村就很受待見。我在童年和少年時，因為頑皮，曾經先后兩次分別折斷了手臂和小腿，都是請了鄰村的郎中給醫治好的。
養豬是那時鄉村最重要的一項養殖業，差不多家家戶戶都養豬。基于此，豬郎倌和屠戶的職業就必不可少。豬郎倌又俗稱趕豬公的，就是專門應邀上門去給母豬配種。操持這種古老職業的人，身份卑微，所事又敏感，時常要受到鄉民的取樂和調笑。一個地方，豬郎倌往往方圓幾里路才一個，而殺豬的屠戶則多多了，無村不有，像我們村莊，就有好幾個。尤其是到了年底，臨近春節的那段日子，許多人家都殺豬，是屠戶最忙碌的時候。
鄉村生活的方方面面，牽涉的老職業還有許多：那時男婚女嫁，還盛行請媒婆，在媒婆的牽線之下，促成一對對婚姻；人們日常所添置的新衣物，在供銷社扯了布，要靠裁縫師傅量體裁衣，縫制而成；辦紅白兩喜的鄉村酒宴，離不開鄉間廚子；到了深冬打油茶的季節，榨油坊整日煙火繚繞，茶油飄香，掌管榨油坊的榨頭，又成了炙手可熱的人……
以后，隨著分田到戶，改革開放，一些老職業先后淡出了鄉村生活，成為了歷史，而一些新興的職業，諸如開代銷店的小店主，承包小工程的包工頭等等，又在鄉村陸續出現了，正所謂新陳代謝。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名目繁多的鄉村職業中，工匠是一個特別的群體。鄉村民居的建造，生產生活中所使用的農具和家什，乃至喪葬用品，大多都出自這些鄉村工匠之手。
工匠中，木匠無疑是活路最多的匠人之一。那時的鄉村，日常所使用的諸多家什，木床、木柜、木椅、木凳、木盆、木桶……都是木制品。小時候，每當有人家在廳屋里做木工活，我們常去圍觀。看著一根根大木頭，在木匠的鋸、斧、刨、鑿之下，變戲法似的做成了一件件器具，覺得真是有趣又神奇。也有的人，從小耳濡目染，愛上了做木工，日后拜師學藝，成了年輕的木匠。在我們附近的一個小村，甚至還有一位盲人木匠，手藝之巧，令人稱奇。
上世紀八十年代，農村分田到戶，人們生產積極性高漲，鄉村經濟漸趨活躍，興起了建新瓦房的高潮。我少年時代居住的新瓦房，就是這期間建造的，砌匠都是我們本村的人，有的還是我家的鄰居。新房建好后，自然要砌新灶臺。不過，按照故鄉的風俗，只有那些德藝雙馨、兒女雙全的砌匠，才會被人邀請去砌筑新灶，是村里人公認的灶匠。
除此之外，鄉村工匠還有多種，棕匠，篾匠，礱匠，陶匠，乃至豆油匠，閹豬匠等等，不一而足，他們憑著各自特殊的技能，行走于故鄉大地，為家家戶戶的生產與生活服務，也為自己在耕作之余，另謀了一份額外的生計。
如果說，上面這些工匠，所從事的職業主要是服務于人之生，那么，也有一種工匠，是服務于人之死，那就是紙木匠。在故鄉，紙木匠也稱作扎花的，他以自己獨到的美學眼光和靈巧雙手，為亡人扎紙花，扎靈屋，扎各種喪葬用品，讓勞累了一生的亡人，在永離人間的時刻，享受一段短暫的花團錦簇的熱鬧榮光。
鄉村是一個穩定的熟人社會，秩序對于鄉村尤為重要。每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在鄉村社會里，總會出現一些官方或半官方的職業，是國家意志在鄉村的呈現。
我的少年時代前期，正值農村大集體生產時代。我的故鄉八公分村，是羊烏生產大隊下轄的一個自然村。因為我們村莊較大，一共分為了四個生產隊，每個生產隊三四十戶人家，一同在集體里勞作。
在生產隊，隊長無疑是最核心的人物，一年四季的耕種與收獲，田土山的管理，每天勞動的安排……但凡與生產相關的大小事務，他都要了然于胸，作出正確的判斷和指令，并帶頭執行。選為隊長的人，通常都是經驗豐富的農民，辦事公道，勤勞肯干。家家戶戶在生產隊勞動，掙的是工分，工分的多少，直接與每戶人家所能分得的糧食相關，關乎每個家庭每個人的溫飽。因此，對于每一分一厘工分，人們都分毫必較。作為生產隊的記工員，他自己在勞動之余，每天都必須將每戶人家每個勞動力當天所做的事情、應得的工分準確記錄在勞動簿上，來不得半點馬虎和徇私舞弊，否則，就會挨罵，失去威信。在那個生產力低下的時代，一個生產隊一年所收獲的谷物，其實也十分有限，糧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負有保管責任的保管員，身上所系的職責自然也是重大的，防偷盜，防損壞，日夜牽掛于心。我的父親是一個不識字的文盲，但忠于值守，曾有多年，就擔負著保管員的職務。
大集體時代，每個生產大隊都有學校，學校的老師，大多數是本地的民辦老師，他們本身是農民，或者讀了初中，或者讀了高中，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被大隊選為民辦老師。他們的主要收入，依然是計算工分，到所在生產隊分糧食，外加上級部門每月發放的幾塊錢補貼。在故鄉，我小學時代的老師，基本上都是本鄉本土的民辦老師。有的老師，中途因為待遇低，退出了教書育人的行列。有的則選擇了堅持，以后趕上好政策，轉為了公辦老師。
當然，赤腳醫生、廣播員、管電員、供銷社營業員、郵遞員……也曾是大集體時代鄉村大地上的標配。在我臨近上小學的時候，故鄉一帶的鄉村已經用上了電，從此，看電影成了我童年時代不可磨滅的美好記憶。當放映員和他的放映設備來到村莊，人們興高采烈，遠近相告，宛如迎來了一場盛大的節慶。
在舊日的鄉村，關于巫術和神靈，總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也是一種精神的寄托。每一個鄉村人，從出生到死亡，都會與這些話題，與操持這相關神秘職業的人，有著或多或少的交集。在今天看來，這多少有些迷信色彩，但作為特定時期的歷史和文化現象，它記錄著鄉人獨特的情感和記憶，仍然彌足珍貴。
在我小時候，收魂在故鄉就十分尋常。那時的鄉人普遍相信，若是家中有孩子生病了，或嚇著了，魂不守舍，就可能是丟了魂了，得趕緊收回來。因此，每當夜幕臨近，就常有中年的母親或年邁的奶奶，在村前呼喊著自家病孩的名字，為其喊魂，其聲悲切。我的母親就曾多次牽著我的手，在村口的水邊喊魂，母親的神情之悲傷，我至今歷歷在目。
成年人的娛神也很普遍，那些唱山歌的歌者，打拳舞獅的拳師，甚至唱漁鼓詞的漁鼓師，演皮影戲的師傅，他們的儀式、唱詞、戲文故事，他們想象的另一個世界，被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
人之一生，免不了生老病死。當一個鄉村老者壽終正寢，為亡者服務的守祠人、開壙人、地仙、禮生，更是成了與神靈直接打交道的人。而村莊的宗祠里，孝家的神臺上，又多了一位庇佑子孫后代的祖先和家神。歲深月久，對已逝親人的思念，卻總是長存心間。遇著清明、七月半前后這些特別的日子，那時的人們以為，能夠溝通陰陽兩端的，便是仙娘婆。就常有鄉人，懷著隱憂，懷著思念，借助仙娘婆的情態、動作和語言，來一場與亡親淚眼婆娑、撫慰人心的對話。
數十年滄海桑田，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快速推進，隨著教育和醫療水平的極大提高，如今的鄉村早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和精神風貌，也有了截然的不同，原先許多附著在鄉民身上的傳統職業、技藝和信仰，正淡出鄉村的視野。新一代的農民，大多流入城鎮謀生，已疏于農耕。我們的父輩，那些為時代所限，沒有多少文化，卻創造了燦爛農耕文明的人，也成了傳統農耕鄉村最后一代一輩子耕種于鄉土的農民，他們是田野上真正的莊稼人！
如今，這一輩莊稼人許多已故去，留存于世的，也到了風燭殘年，他們的身影正逐漸遠離鄉村，遠離田野。寫下這本書，為一個可敬可念的時代作記，為這一輩正從田野上走遠的莊稼人，獻上我的一份誠摯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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