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聞 2020年07月01日
1921年8月初的一個清晨，天初亮，王會悟就匆匆趕往上海北站。她要趕7點35分去嘉興的早班快車。去嘉興繼續開會的主意是她出的，這一番旅程，她得負起責任，為身后十幾個同志和外國客人安排好一切。
隨后，中共“一大”的代表們也趕赴嘉興，只見“鶴鳴夫人在站等候，率我們上船”。鶴鳴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李達。王會悟是他的新婚妻子。
當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嘉興南湖的一艘畫舫上順利閉幕。23歲的王會悟是這一眾人當中唯一的女性，也是唯一的非與會代表。她扮作南湖上的船娘，守在前艙，為代表們放哨。
38年后，王會悟已經想不起會議日期等細節，但對南湖上畫舫、船只數目，其他畫舫主人，當時在做什么，依然歷歷在目。她還記得“這天是陰天，不大有太陽”，但對于中國，這天卻是光明的啟航。
“到南湖去包一個畫舫”
1920年春夏之際，陳獨秀等進步青年，在上海發起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早期組織——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以下簡稱上海小組）。到1921年5月，全國已有7個共產主義小組。不過，全國黨員總人數加起來都還不到60人。
1920年11月，陳獨秀應邀前往廣州擔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將上海小組的領導任務交給剛滿30歲的李達代理。
陳獨秀走后半年，共產國際的兩名代表馬林和尼科爾斯基來到上海。李達回憶：“六月初旬，馬林和尼科洛夫（尼科爾斯基）由第三國際派到上海來，和我們接談了以后，他們建議我們應當及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宣告黨的成立。于是我發信給各地黨小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開會……”
1921年6月中旬，上海小組秘密發信到各地，預備著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中共“一大”）。
根據馬林1921年7月9日向共產國際發出的報告，上海小組將大會會期定于7月底。短短一個月時間，要召集6個地方的代表，籌備大會決議等各項事宜，時間上很倉促。兩名重要的建黨發起人陳獨秀與李大釗，均因事務繁忙，未能前往上海赴會。
7月下旬，各地代表共13名，分批抵達上海。這是一群極年輕的知識分子，除了董必武（1886年生）與何叔衡（1876年生），其他人都是“90后”與“00后”。
上海小組人手有限，在李達張羅會務的同時，部分后勤工作就由他的新婚妻子王會悟承擔下來。
王會悟比李達小8歲。認識李達以前，王會悟就在上海中華女界聯合會做秘書。1920年下半年，王會悟和李達在陳獨秀家舉辦了婚禮。同年，她加入了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
據王會悟回憶，中共“一大”召開的地點和外地代表的住宿，都由她具體安排。大會于7月23日開幕，原定議程為7天。
7月30日晚，中共一大代表和兩位外國代表正準備舉行第六次會議時，突然遭到巡捕房的搜查。會議議程被迫中斷。
據王會悟回憶，會議至少中斷了兩天，代表們商議更換地點，再用一天的時間，將會議結束。由于在上海找不到合適的地點，既然對外稱是暑期旅行團，代表們商議就繼續以“游覽的姿態”來作掩護。
王會悟提出不如去離烏鎮不遠的嘉興。嘉興有一個南湖，“游人少，好隱蔽，（我）就建議到南湖去包一個畫舫，在湖中開會。”嘉興正好處于上海到杭州之間，只要兩個半小時的車程，代表們都同意了。
湖煙湖雨蕩湖波
嘉興是典型的江南水鄉。城內河道縱橫，京杭運河穿城而過。新中國成立以前，嘉興的公路網不完備，水運是客貨運輸的主要方式。嘉興也是浙江南北通航的要道，水路往南可去杭州，東達上海，北通湖州，在浙江的通航里程名列第一。
20世紀30年代，韓國臨時政府領導人金九，曾在嘉興避難半年有余。他在回憶錄中記載，幾乎每天都乘船游湖，或沿運河游走，以躲避日軍的搜捕。
嘉興的南湖舊稱鴛鴦湖，整個湖域由東南湖與西南湖兩部分組成，如鴛鴦交頸。雖然不如西湖、玄武湖名聲在外，但也是江南名湖之一。乾隆六次下江南，都在此湖駐足小憩。
作為錢塘六百里的一部分，南湖也少不了華麗的畫舫。南湖畫舫，俗稱絲網船，源自無錫，清末在嘉興十分流行，多時湖面聚集有數十艘。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南湖畫舫仍是江南騷客所喜愛的游覽項目，由于離上海很近，常有滬上名流到南湖包畫舫游玩。上海《社會日報》主編陳靈犀就曾于1935年前后，到南湖坐畫舫游玩。
據他記錄，南湖大畫舫費用不便宜，租一天要30元，相當于當時上海普通編輯一個月的收入，“這畫舫……可容納三四十人，有炕床，有藤榻，用朱漆髹得煥然一新，還雕刻著許多古代人物，涂作金黃色。”
陳靈犀表示，坐畫舫需要提前預訂。因此，中共“一大”閉幕會當天，王會悟雖趕早班火車到嘉興，卻沒訂到想要的大畫舫。
“租到一艘中型畫舫，租金8元”
王會悟去嘉興的時間，史學界目前還沒有定論。中共“一大”雖然是宣布建黨的重要大會，但并沒有留下一份中文文件。據一大代表陳公博記述，法國巡捕房搜查后，他被跟蹤，回旅館就將所有文件付之一炬。
34歲的董必武作為武漢代表之一出席了“一大”。半個世紀以后，1971年，他曾回憶道：“一大沒有任何文件……他（馬林）把當時的文件都帶走了……真正開會的日子，沒有哪個說得到的。”
但王會悟一直記得，休會以后“隔了兩天”，才去嘉興，也就是1921年8月2日。王會悟從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曾反復接受采訪，回憶中共“一大”閉幕的過程，這期間她一直堅持“相隔兩天”的說法。
當天，王會悟沒能訂到大畫舫，只租到一艘中型畫舫，租金8元，包餐食。不過即便是中型畫舫也很寬敞，里艙能擺下一張大八仙桌，十幾個人聚會綽綽有余。末了，她還不忘借了一副麻將。據無錫老船工楊榮林回憶，20世紀20年代，客人們租畫舫常常為了打麻將，“燈船（畫舫）的優點是靜……在浩渺的水面上叉叉麻將，不會受干擾。”
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等幾名代表先到，王會悟帶他們先到湖上轉了一圈，“目的是觀察船停靠的位置。”畫舫體積大，不易四處游走，一般行到湖中后，就會找地方停下來。
據陳靈犀的記錄，南湖的畫舫周圍，總是圍著十幾艘“赤膊”小船或小蓬船，如果要游湖，就要坐小船。1964年，董必武回南湖視察時，也曾提到當時開會，雇有兩條船。當時嘉興縣委宣傳部調查認為，可能是畫舫自備用來接送客人的“拖梢船”。
余下的代表們約莫在上午11點左右，陸續抵達畫舫。有4個人沒能出席，分別是李漢俊、陳公博以及馬林和尼科爾斯基。嘉興當時也只是一個小縣城，兩位國際友人在城里行走太過顯眼。李漢俊、陳公博是巡捕房搜查時唯一在場的兩名代表，因被密探盯梢，無法到場。
初生的中國共產黨，夢想起航
會議開始以后，唯一的非代表王會悟便裝成船娘，到前艙盯梢。
嘉興的船娘很有名。據1936年嘉興地方志記載，“清末民初時，南湖船娘之風最盛”。據1936年《申報》的文章，到南湖來游覽，總要一睹船娘的風采。尤其是夏天，這是船娘們一年中生意最好的時候，湖上游船，極少沒有船娘的。
值得一提的是，王會悟還換上了白夏布斜襟短衫和黑絲綢裙子。據陳靈犀和1937年《申報》的記錄，黑白分明的打扮，是當時南湖船娘的“職業裝”。
這身裝扮對王會悟來說，是絕佳的掩護。一有風吹草動，她便敲打艙門。中午開餐，她也沒有進里艙，飯也不吃，坐在前艙觀望。
上午會議開始后，曾下起一陣雨，湖面上游人散去不少，代表們也更安心地開會。但到了下午，湖面上的游船多了起來。可能是精神高度集中，以至于38年后，王會悟回憶起當天湖面上的情況，依然記憶猶新。
有一艘汽艇開進湖中，引起王會悟的警惕，令代表們臨時休會。20世紀20年代，游艇還不普及。游艇的擁有者，常常是政府官員、軍閥一類的人物。待后來查清該汽艇是私人所有，大家才放下心來繼續開會。
據王會悟和“一大”代表包惠僧回憶，會議在上海中斷以后，大家都比較焦慮。因此，代表們都盼望能在南湖早點結束會議，“大家的發言也精簡了許多。”會議在傍晚時分順利閉幕。這時候，“到處留聲機唱京戲，湖中已熱鬧非常。”
初生的中國共產黨就這樣，乘著這江南畫卷，夢想起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