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敬才
1980年8月下旬的一天，出差到父親工作的高原邊城。返回時，父親送我去車站。父親和我告別時的背影,是他留給我的最后印象。
從小到大，父親和我們兄弟姊妹在一起的時間不長。我們和母親生活在一個恬靜的邊陲小城，而父親則遠在離小城400多公里外的高原上奔波辛勞著，每個月按時寄回生活費。與父親在一起最長的時間是“文革”時期。“文革”時期，到處都是無政府狀態。父親滯留在了家中。由于沒有工資，他帶著我和哥哥到住房后面的山上去挖金。我們居住的小城四面環山，山上除了盛產各種野菜、野生菌以及獐子盤羊等野生動物外，還蘊藏著豐富的礦藏。靠著睿智和靈活，在父親毫無工資的情況下，我們家生活得有滋有味，有時父親還帶我們下下館子打打牙祭。解放前，父親曾在國民政府的金礦做過，熟悉挖金這一行當，擁有一定的探測和開采金礦的經驗。父親一生干了許多工作，駕駛員、炊事員都做過。父親的炊事技術小有名氣。記得文化大革命后期，縣上成立革命委員時，要舉行大會餐，父親被請去做了掌勺的大師傅，足見父親的炊事技術在小城里還是可以的！父親很小就跟隨進藏的騾馬馱隊來到了藏區，為了生存下去，跋山涉水背茶包，翻山越嶺送郵包，修公路，建房子，什么苦力都做過，練就了在復雜艱苦環境里的生存本領。父親還會一口流利的藏話，能夠熟練地和藏族同胞交談。18軍進藏時，看中了父親，讓父親當通司（翻譯），可當時母親正臥病不起，為了母親，父親放棄了隨18軍進藏的機會，定居在了跑馬山下。
父親， 在我印象中是一個什么都會做，什么事情都難不到的人。記憶里的父親無論在什么環境里，都笑咪咪地樂觀地活著。父親雖然沒有文化，沒有教過我們什么數理化之類的知識，但他用言行教會了我們做人起碼的責任和承擔，給我們樹立了不靠天不靠地的榜樣，這點使我們幾弟兄受益匪淺。
那背影，有點羸弱,卻無比堅強。永遠定格在我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