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18年03月12日
■吳投文 楊歡
尹向東是“康巴作家群”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長篇小說《風馬》屬于康巴作家群書系（第四輯）。四川“康巴作家群”的小說創作很少以宏闊的歷史作為背景，但卻擅長表現以家族為主的生活，表現社會變遷給家族命運帶來的轉變。《風馬》這部小說有著典型的“康巴作家群”小說創作特色，作品表達了對日月土司家族悲劇命運的哀傷，也表現了普通家庭在命運的磨難下艱苦的奮斗歷程。小說以日月土司家族的興衰為窗口，折射了康定社會的發展變化。在歷史前進的過程中，有的家族會成為歷史的犧牲品，這是歷史的必然，同時也加重了命運的悲劇色彩。小說內容豐富，人物也涵蓋了多個領域和階層。尹向東擅長對康巴人的日常生活進行敘事，深入挖掘康巴民眾的生存本相，從小人物的喜怒哀樂出發，表現出他們豐富復雜的內心世界，刻畫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康巴人物群像。
家族式的悲劇命運
在各民族語言中，“命運”的含義都較為統一，即人類的生存軌跡，是預先注定的進程，無論生老病死、富貴貧窮，都有相應的命數，這是一種難以解釋的神秘力量，必然性和偶然性相互交織，共同編織成人類生存的羅網。小說《風馬》中通過描寫日月土司家族和主人公家族的苦難歷程，在展示了歷史的無情和循環的同時，也揭示了命運的不可抵抗。正是這種不可抵抗和不可預知，更加重了人類在面臨生存考驗時候的無奈和悲劇感。
亞里士多德說：“悲劇是對于一個嚴肅、完整、有一定長度的行動的模仿……，借引起憐憫與恐懼來使這種情感得到陶冶。”古希臘悲劇一般被闡釋為“命運悲劇”，認為人類的苦難和悲哀是一種不可逃避的命運，且這種命運是由神支配的，人類無法通過主觀意識來改變它。尹向東在《風馬》中有力地揭示了人類無法預知的生存危機和痛徹心扉的苦難生活，表現了人類在命運的支配下的絕望體驗和生存渴望。隨著清朝政府實施“改土歸流”政策，原本像日月一樣閃爍著光輝的日月土司家族蒙上了一層陰影。日月土司江意齋入獄逃跑之后遭到追殺，選擇自殺身亡，這是對命運的妥協和絕望。一個曾經顯赫一時的地區領導者，卻淪為了階下囚，當他周密策劃了一場越獄時，又因為種種巧合導致無人在牢房外接應，從而被人發現。“所有巧合促成了日月土司江意齋前定的命運”，正所謂“無巧不成書”，小說將一個又一個的巧合串聯起來，使得故事充滿戲劇性和曲折性。入獄后的江意齋如果不逃跑，有可能會像他弟弟一樣被處死，他逃不出既定的結果。小說通過偶然的巧合，揭示出了必然的命運，顯示了命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特性，也表現了人在不可抗拒的命運之下的無望掙扎。如果江意齋只是簡單的被處死，故事就較為平淡，一系列的巧合則有助于表現情節的一波三折，使故事更有可讀性，人物的死亡也更具有悲劇感，增加了文本的審美魅力。
日月土司去世之后，命運的烏云仍然籠罩在這個家族中。二兒子江科背井離鄉水土不服，死在了回家的路上；小兒子江芳前去木坪土司家入贅，卻被當地惡霸槍殺；小太太面對江科、江芳兩個兒子的相繼去世，積憂成疾，得了肺癌不治而亡。只有大兒子江升，在家族最鼎盛的時候選擇出家，卻又在家族最衰敗的時候選擇回家，最終成為濟世救人的藏醫，卸下了土司家族的光環，回到了普通民眾的生活中去。但小說在這里并沒有結束對這個家族的磨難，江升作為參議員前往瓦須部落協調解決部落與地方政府的事，卻在完成任務之后感染了風寒，不幸去世。“江升的遺容非常安詳，雙眼緊閉，兩腿盤著，手交織在一起”，江升死去的樣子就像活佛涅槃的姿勢，他在世的時候一心向佛，常伴青燈，回家之后面對家族的不幸命運，反而化悲痛為善心，幫農牧民免費診病，他如果不是去外地談判，而是安心地在康定做他的濟世名醫，也許不會死。魯迅說：“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江升死在了他的善行之中，他的死亡更像是一種解脫，離開充滿苦痛的人世間，但他崇高的人格和偉大的靈魂卻永垂不朽。讀者在讀到江升的死亡時，內心既為日月土司一家的悲慘命運感到同情和憐憫，也會對江升產生敬仰之情，在哀傷中不會停留太久，反而會佩服江升的崇高品質和大無畏精神，并從中體會到崇高的悲劇美感。小說通過描寫土司家族的興衰，將整個康巴地區的政權更替與戰亂囊括其中，反映了社會變遷對家族命運的影響，再現了那個歷史時期的生活面貌，達到了窺一斑而知全豹的藝術效果。
美學家朱光潛先生指出：“悲劇表現的主要是主人公的苦難。——通常給一般人以強烈快感的，主要就是這悲劇中‘受難’的方面”，《風馬》中另一條線是以仁澤民（藏名：仁青翁呷）與仁立民（藏名：仁真多吉）兩兄弟為主人公，描繪了底層人物在苦難的命運中努力生存的故事。任澤民和仁立民的父母被朗卡扎的人殺害，兄弟倆從奪翁瑪貢瑪草原逃難到康定，他們通過各自的努力在康定扎穩腳跟，逐漸放下了最初的仇恨。任澤明在與熊的斗爭中，戰勝了熊，一時間成為康定的名人，“那感覺像說書先生講《水滸》中武松打虎歸來”，但在命運的考驗面前，沒有人能獨善其身。他不小心卷入了當地的政治斗爭旋渦中，勇猛的壯士被誣陷為偷盜者，最后被殘忍殺害，引發了讀者的同情和憤慨。“槍決時要給他蒙黑罩布，他拒絕了，他跪在山腳，腦袋高高仰著，一直瞪那藍色的天空，直到槍響”，任澤民死亡的姿態是不屈者的姿態，他成為了黑暗的犧牲品，意志和靈魂得到摧殘，但他沒有真正倒下，他的抗爭精神影響著數以萬計的讀者。這正如郭沫若所說的：“悲劇的價值不是在單純的使人悲，而是在具體地激發起人們把悲憤情緒化而為力量，以擁護方生的成分而抗斗將死的成分。”從這個意義上說，任澤民的死亡表現出了作者對堅強生命的贊揚，告訴讀者即使面對苦難的命運也要展現生命的錚錚鐵骨。
“房子建好了，我們再慢慢種上地，從今以后無論這城市多動蕩，我們都能安定地生活”，仁立民在任澤民死后走出死亡的悲傷，重新開始面對命運的安排。但一場地震爆發，將新房子瞬間變為廢墟，安定的生活成了奢求，人內心的主觀愿望與自然界的規律發生矛盾，生存之苦從未停止。作者通過天災，展示了普通家庭在平凡的生活中的辛酸與苦澀，歌頌了普通民眾在苦難面前所表現的頑強意志與樂觀精神。即使逃不開命運的羅網，但也要在這片網中找尋生存的力量。
小人物的生存本相
尹向東十分擅長描寫底層人物的生活狀態，他筆下的小人物性格鮮明，構成了康巴地區有血有肉的民眾群像。這一切都源于他平凡的工作履歷，“造就了一種平民視野和小人物心態；同時非貴族的血統使他內心涌動著倔強的下層藏族漢子的血性”，在《風馬》中，除了家族式的悲劇命運外，小人物個人的命運也充滿了苦難，他們有的是街上的流浪者，有的是鍋莊里的縫茶工人，有的是瘋子，有的是小商販，這些人物分布在康定的各個角落，艱難地經歷著自己的生活，是他們組成了有聲有色、豐富多彩的康定景象。
花婆婆是小說中第一個出場的康定民間名人。她年紀六十多，卻身穿彩衣，頭戴鮮花，臉上還畫著濃妝，她每次出場，必然要吸引眾人目光。花婆婆是一個瘋子，在她十七八歲的時候，她愛上了一個藏族青年，“倆人在水井子邊約定相守一生”，卻不料青年跟隨馱隊做生意，在途中遇上泥石流，不幸身亡。花婆婆聽聞消息，精神就出了些問題，她沒有等到心上人迎娶她回家，于是她每天都打扮成新娘的樣子，以最美的樣貌等著青年。“她這樣裝扮了數十年，從不間斷，人們就給她取了綽號叫花婆婆”，花婆婆的遭遇令人唏噓，失去愛人的同時也失去了自己，面對命運的安排，她無力反抗，卻也無法坦然接受，只能通過不清醒的意識抹平人生的苦痛，其實這也是一種無意識的對抗，一種對愛執著的堅守。瘋了以后的花婆婆擁有了某種預示的神力，比如她玩牛尾巴，不久大清瓦解，“大家才明白是到了割辮子的時候”；她有一天的裝扮與平常不同，之后康定就發生了兵變，這些看似荒誕性的聯系，卻構成了某種預示，使得花婆婆的人生又充滿了奇幻色彩。
八斤是小說中和主人公仁立民走得最近的次要人物。他們都是汪家鍋莊的縫茶工人，八斤喜歡跟仁立民聊天，漸漸地兩人就成為了好朋友。八斤的女人桂枝和狗森格都是他從墳地里拾來的寶貝，生活原本安定且滿足，但“不想這日子隨八斤去一趟賭場，就有了缺陷”，八斤好賭，家底和借來的高利貸都被他輸光，并欠了一屁股債。小兩口過著艱辛的生活，食不果腹的時候，森格就在外面叼些野物回來報答主人。“一個男人、一個女人、一條狗，因某種缺失，達成了特別融洽的關系，彼此相依，共生溫暖，成為康定一個獨特的家庭，這就是八斤、桂枝和森格。”這個普通的家庭讓整部小說有了一些溫馨的氣息。八斤無力償還賭債，債主便邀請長者，為他舉行了布弄都木儀式，即今生無法償還的債挪到來生再還。“八斤的腰彎得更厲害了一些，當嘛呢石放到頭頂后，他的身體開始微微顫抖，因此他大聲說出的話也帶了顫音，他說：‘我今天欠下賭場的這些賬，無論怎樣，來世我變牛變馬再還清，否則，我永世不得再投生。’”小說通過細節描寫，反映了八斤的緊張與害怕，讓讀者意識到這場儀式將會對八斤的命運產生重大影響。作為漢族的讀者可能會像八斤的妻子一樣覺得這是一件好事，但在藏族的傳統看來，來生尤為重要，背上來生的賬，意味著來生更加艱難，作者通過描寫藏族的宗教儀式，揭示出了命運的輪回以及苦難的無窮無盡，即使今生活得安定滿足，但也逃不過來生命運的折磨，正如張愛玲所說：“長的是磨難，短的是人生”。
《風馬》描寫了很多在康定街頭游走的平民，他們永遠都是一個人，外界的紛紛擾擾與他們無關，但關于他們的流言卻從未消散。賣煙者高愛民和半臉西施周疤子便是流言蜚語的中心。半臉西施露出來的半張臉特別清秀，令人怦然心動。她在十二歲的時候，因為去火場救鄰居家的小孩，半邊身體被燒傷。此后，半臉西施一直未婚，而高愛民也一直未婚，兩個孤獨的人因為相似的處境，便被傳言捆綁在了一起。“那傳言充分融合了眾人夸張的想象，比鬼神故事還講得更神秘怪異”，面對他人的荒誕性言語，高愛民放出了要結婚的消息，這時候高愛民和半臉西施不再屬于他們自己，而是屬于康定的每一個人，他們的婚禮帶給了“眾人莫名的幸福”，在大家的翹首以盼中，婚禮拉開帷幕，高愛民沒有和任何人結婚，“他把自己嫁給了自己”，他用更荒誕的做法止住了荒誕的謠言。原本只是單純感動半臉西施當年救孩子的熱心舉動，送了兩盒煙給她，卻不想惹了謠言。和自己結婚的高愛民，與始終沒有出現的半臉西施，反映了孤獨才是生命的常態，磨難和苦痛會逐漸被時間抹掉，唯有孤獨才深入內心，超越所有的傷痛。尹向東借用旁人的眼光和聲音，通過流言推動故事情節，批判和諷刺了一群好事的“看客”，表達了對當事者的支持與理解。
本巴是《風馬》中唯一一個受到命運詛咒的小人物。早些年間，本巴從拉薩帶了寺廟的貨物逃出來，還背了命案，被寺廟喇嘛施了咒語，他的生活中因此布滿災難和陷阱。妻子巴桑每逢本巴出門就會莫名消瘦；大女兒央吉身體過于肥胖導致死亡；兒子平措被人誤殺；二女兒德吉一直健康成長，打籃球打得極好，有幸代表康定到雅安比賽，在這扭轉命運的時刻，卻不小心扭了腳，又遇到一個江湖郎中被誤診，從此成了瘸子。一樁樁的災難撲面而來，本巴只能默默承受他自己造成的果，這體現了藏族中所信奉的“因果報應”說。這些巧合和偶然的因素，促成了命運的殘酷。平凡的小人物面對受詛咒的命運，不斷贖罪才能在夾縫中求得一絲生存。“他明白逃再遠也逃不過曾經作下的孽，現在一心向善，希望能有所改變”，作者借用旁人的話語，表達了對人性善良的追求，他希望人們即使遭受到命運的折磨，也要保持一顆向善之心，堅強面對命定的痛苦。尹向東通過本巴的故事，旨在告訴讀者雖然造化弄人，雖然命運既定，但人類本身也有過錯，只有秉持善心，才能擁有美好的生命。
尹向東站在小人物的立場，寫出了康定普通人的生活百態，作者用樸實的語言，展現出了他對生命的思考和對人生的體悟。從這些小人物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對生命的態度，命運給他們帶來了災難與坎坷，他們雖然也表現出了屈從和無奈，但這就是真實的人生。
《風馬》中的家族和人物都籠罩了一層不幸的色彩，尹向東通過描寫家族式的悲劇命運，揭示了命運的循環性和不可抗性，家族里的主人公面對死亡或坦然或傲骨，他們對死亡的態度，才是小說真正要體現的內容。西方悲劇理論家尼柯爾教授認為：“死亡本身已經無足輕重。……悲劇認定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死亡什么時候來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死亡面前做些什么。”而在描寫小人物的方面，尹向東對每一個小人物都飽含了悲憫的情懷，他們的身上存在缺點，命運對他們也并不眷顧，但是他們都具有人性的閃光點。讀者從這些形形色色的小人物身上，能夠感受到人生的艱辛和生存的困境，從而對生命產生新的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