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18年02月05日
■房偉
《朝霞》屬于老文化人的“新作”，讀來有一種老辣渾厚卻生動新鮮的閱讀體驗。作家吳亮，如同我們認識的批評家吳亮，從不愿“不按常理出牌”。《朝霞》既有舊日先鋒文學“老炮逆襲”的味道，也有獨特的個人化風格。這部長篇小說無疑是對漢語小說的一次文體“大冒險”。程德培說：“甘冒一種不倫不類的‘非小說’之嫌，全然不顧已有的這樣那樣的敘事規則以及大量潛移默化的形式規律。”有的批評家認為，《朝霞》是“上海故事”的審美時空“再建構”。然而，我關心的是，作為一個曾叱咤文壇的先鋒批評家，到底想要在小說中實現些什么？
表面上看，該小說似乎是“碎片式”先鋒意味的寫作，分為101個小節，大致記述了“文革”10年間上海眾多人物之間發生的故事。小節之間并不存在連貫的因果故事鏈而是如萬花筒般穿插著各種文體、文本，造成了小說閱讀的多義性和復雜性。文體包括讀書筆記、古典畫論、論文提綱、人物對話、荒誕夢境、潛意識流、創作心得、注釋分析、來往書信、宗教教義、歌劇知識、古典詩詞、歷史考辨等，也有正常小說的場景和故事，出現最多的是人物對話和讀書筆記、來往書信。考察其具體內容，則更五花八門，既有青春成長、“右派”流放、上山下鄉、唐山大地震、領袖去世、“文革”政治、國際共運史，也包括亂倫偷情、情感糾葛、養信鴿、集郵、養花等“文革”日常生活。吳亮似乎想通過這些看似雜亂的歷史場景細節為我們還原并打造一個不同尋常的“文革”記憶。對于那個時代，“青春無悔”和“痛訴傷痕”是新時期流行的言說方式，“革命的縱欲”是一種處理途徑，先鋒文學策略性的遺忘規避也是一種理解方式，將之變為街巷流言和日常文化神話則是時下最時髦的方式，但吳亮試圖塑造自己的理解圖景。
《朝霞》有“百科全書式”的知識激情，也更像一個回憶錄式文體交叉試驗，或者說是小說化思想隨筆，它很個人化又非常時代化。這些記憶既有吳亮的個人化色彩也有那個時代的知識特征。表面上看，那是紅色激情的革命時代，造反、串聯、武斗、上山下鄉似乎構成了時代主旋律，但時代暗潮涌動之中則是各種知識和生活方式的發酵。吳亮筆下的人物是那個時代的邊緣人和凡俗之輩。無論東東、纖纖還是他們的父輩，包括被流放的邦斯舅舅，他們既不是傳統意義的“文革”英雄，也不是反“文革”的啟蒙英雄。他們是在大時代“隱匿自我”的人群。他們既有中小學教員、小公務員，也有大學教授、沉溺于個人愛好的老工人，喜歡泡病號讀書的青年、閑居在家無所事事的男女。他們有世俗的生活追求又有很多非功利的抽象思考。這些思考包羅萬象，既有關于宗教和社會的，也有關于文學、哲學和音樂等藝術形式的。這些知識性文本在小說中的展示不同于胡里奧·科塔薩爾，也不同于翁貝托·艾柯，甚至不同于韓少功的《馬橋詞典》。綴段式的鋪陳體現了批評家認識世界的激情。吳亮試圖將那個時代的大量信息、思想或欲望、生活或抽象哲學，都放入巨大歷史場域予以高高在上的審視。多文體雜糅混生的《朝霞》帶有批評家對小說文體冒犯的“犯罪”痕跡，吳亮試圖以批評家氣質介入小說，創造“知識性”的“文革”敘事記憶景觀。
小說中的人物很多，主人公是一個充滿青春憂郁氣質的邊緣青年阿諾，圍繞著他的，則是李致行、馬力克、艾菲等年輕人。另一個世界則是邦斯舅舅、朱莉等成年人。小說中人物的行為是瑣碎的、片段化的，但它們結合在一起卻形成了對那個時代高度隱喻化的象征。人物不是一個個串珠式出現（如中國古典小說），也不像現代小說先有人物關系宏大構架，然后一筆筆地圍繞主要人物展開，更不像西方后現代作品將人物變成徹底平面化符號，而是將人物變成一個個“皮影”，走馬燈式地上場下場，不斷穿梭游走，只是凸顯人物語言、動作、局部肢體形象，不形成全貌式的認識。他們令讀者眼花繚亂形成了一個靠聲音和形象光影組成的萬花筒般的“人物流”。他們并不是真正的碎片，他們是碎片拼貼成的“皮影人”。他們不是拆散作品的意義生成，解構邏各斯的強大的語言邏輯，而是將眾多人物、事件、穿插的靜態議論和其他文體形成闡釋歷史和現實的沖動。
《朝霞》充滿大量沸騰的細節，各種具有那個時代氣息的符號。他準確記錄下那個年代的獨特“氣息”，特別是“文革”時期上海的社會狀況。小說為我們再現了宏大與個體、欲望涌動與無端禁欲，活躍思考與思想禁忌，呆板蒼白與豐富繁雜并存的革命年代。這并不是簡單地否定或贊美，而是在隱喻化構思中對革命年代重新歷史化的沖動，他試圖將其放置在歷史理性基礎上進行冷靜審視，再現時代的豐富性和復雜性。無論那些碎片拼貼成的人物如何荒誕不經，無論那些各式文體和內容如何煩瑣，作者以草蛇灰線的方式勾勒出了整個時代的基本面貌。歷史在他的筆下不是簡單布景，而是變成了一個“知識考古”的復原現場。
吳亮的敘事態度也值得玩味。小說的人物和故事雖夾雜在諸多雜糅性文本中，但依然有很強的可讀性，如阿諾的青春憂郁，馬力克的哲學形而上意味，史曼麗的瘋狂頹廢等等都給讀者留下了很深印象。這些故事細節充分展示了吳亮的敘述能力，但問題在于，吳亮一定要在故事里夾雜那些看似格格不入的文體。他拒絕故事趣味，甚至拒絕故事連貫性產生的因果快感。他制造出一種眾聲喧嘩但無法有效溝通的網狀發聲地圖，這不僅隱喻“文革”豐富復雜的存在原生態，更以此產生了一種深刻的“現實寓指”。吳亮在表明一種“焦慮”，它不僅來自文學創新的需要、歷史的焦慮也來自對新世紀以來紛亂并置的文化現實的悲觀和對當下文學表現形式和內容的不信任感。這種“無法講述完整故事”的敘事表情預示著當下個體無法達成共識的現實隱喻。歷史過去了但我們依然無法在現實中完整地講述它，因為講述穩定故事的時代也過去了，那些應合而生的現實邏輯合法性也不再為人接受。一切都相對主義了，一切都不可能令人深信不疑。
吳亮這一代作家的痛苦在于，他們既不愿回到故事制造的新意識形態幻覺，也不愿放棄歷史化理性態度給文學帶來的使命感，吳亮選擇了“標記”那些晦暗不明的存在，通過對它們混亂不堪的描述展示那些悖論、沖突和失敗，他讓文學成為永恒歷史化的目標和敵人，也成了歷史化最大的隱喻。這里的歷史化是文學的歷史化方式，拒絕將“文革”變成僵化概念，而是將文革作為闡釋體放置于理性位置去思考。不同于閻連科、余華等作家，利用現實極端化處理達到純文學的批判性，吳亮試圖接續先鋒主題用“怎么寫”推動“寫什么”。吳亮身上既有那一代知識分子共同的使命感也有著對他們的深切反思。《朝霞》不是傷痕小說也不是成長小說而是“回顧式”的歷史考古。它以標記發聲位置的狂歡制造了如星空般巨大的反思平臺，卻拒絕給出任何指示性答案。
《朝霞》以尼采的哲學著作命名似乎有某種隱隱相對的互文性。尼采的《朝霞》意在展現人類道德的虛偽性和意識形態的欺騙性，批判“人賦予一切存在以一種道德聯系，給世界加上某種倫理含義”，“朝霞”無疑預示著個人理想道德化的可能性。吳亮的《朝霞》則是展現革命道德在大時代變遷中如何失效的故事。對逝去的革命時代而言，理想或背叛、創傷或甜蜜、反思或紀念都變得不那么重要了，因為它逝去后終究會成為時間的哀悼。吳亮的《朝霞》不是尼采的《朝霞》，如何回到歷史現場？如何更真實地再現革命時代的復雜性與抽象的時代精神？《朝霞》也許是一種嘗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