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17年09月04日
■魏春春
尹向東的家庭敘事除過上述四平八穩的敘述之外，還有關于婚外戀的描寫。如《愿言》中洛絨與靜萍約會跑馬山，享受婚外戀愛的激情與緊張。而《像陽光一樣透明》則是婚外情被發現后出現的一系列的耐人尋味的故事。吳默發現了張大年與劉敏的婚外戀情，由此拉開了三個家庭的混亂局面，直到最后當所有人把矛頭指向發現人吳默時，他發現所有人都在遮掩真相，都在說謊，甚至產生了“許多事情就是這樣說不清，也不需要說清”的認識，這種觀念徹底擊碎了吳默的生活信念，于是，他站在樓上“鳥一樣張開雙臂跳了出去”。這兩部作品中，結局都有一個男人跳了下去，《愿言》中的洛絨為證明對靜萍的感情而奮身跳崖，《像陽光一樣透明》中的吳默無法忍受謊言而跳樓。尹向東在作品中關注的不是婚外戀情，而是人們對婚外戀的態度以及戀情被揭穿后人們的表現，身處戀情中的已婚男女既不會拋棄家庭而結合，也不愿意放棄彼此之間的愛戀，他們緊張地小心翼翼的維護自己精心編織的謊言，一旦謊言被揭穿，就將幾個家庭內部的平衡徹底打破，就引發出一系列的人生世相。
此外，在尹向東的康定書寫中，還試圖編織康定的歷史，展現歷史風云變幻中康定不滅的魂靈，顯著者是《唱情歌的人》。開篇“那時候康定滿城還是木質鐫花的板房，兩層樓，沿折多河兩側排列開來。滿城的街道也都由青石板鋪就，關外來的藏人，趕著馬，的的嘚嘚行走其上，混合穿長衫的陜西商人，以及戴白帽的回人，共同為這小小的城市添加繁華”，將敘述的鏡頭拉向康定的過往，而將過去與現在連接在一起的是康定情歌。在不同的時期，康定情歌承載著不同的社會功能，或者說人們賦予康定情歌別樣的價值，而歌唱者尼瑪就直接與康定情歌不同時期的社會功能連接在一起。走親訪友唱情歌是歡娛的象征，面對外來的貴客唱情歌是展現康定特色的榮耀，當“奪吉村被短暫地更名為戰斗生產隊，隨這名稱的變化，尼瑪不能唱歌可，唱這些情歌意味著墮落和小資”，最終尼瑪被剝奪了歌唱的權利，也失去了生活的樂趣，只能黯然死去，而隨著尼瑪一并逝去的還有那古老質樸的康定情歌。
在尹向東的康定書寫，鍋莊書寫明顯帶有成長記憶的痕跡。《坎上》追憶的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是對少年生活的記敘；《丟手巾》記敘的則是父輩之間的故事，這兩篇作品著力凸顯出康定鍋莊生活的多樣性和融合性。關于鍋莊，在這兩篇作品中有相同的描寫：康定鍋莊是舊日茶馬古道上以茶易馬的媒介，又是各路商人棲腳歇馬的店子，由一色的鐫花木質板房構成，兩層樓，像不規則的四合院。院子里鋪滿大青石板，藏區漢子牽馬趕牛，帶雪域的藥材、珠寶來康定，住進熟識的鍋莊。漢地商人雇背夫，把成捆的茶負在身上，一步一個腳印翻越二郎山來康定，也住熟識的鍋莊。他們在鍋莊里完成交易，鍋莊主當中間人，也當翻譯。多年前的康定城，就由大大小小的鍋莊院壩組成。不過這都是進入史書的事情了，解放后，修房建屋，大部分鍋莊變為鋼筋水泥的樓房，剩余的一些也分配給平民作了居所。后來的鍋莊更像一個大雜院，居住著不同民族、不同職業的人們。
羅家鍋莊在一個坎上，兩進院子，大院壩進去，里面還有一小院，也都鋪了青石板。鍋莊里住十多戶，大部分是藏族。十來戶人家里，又有許多靠趕馬為生，康定人習慣把他們稱為馱腳娃，掛靠在群眾運輸站。許多區鄉還沒有通公路，他們把日常用品馱到偏遠的區鄉，再把糧食馱回來。
鍋莊的歷史功能既是旅店，又是交易場地，承擔著茶馬易市的重要職能；康定城由鍋莊匯聚而成，康定城就是最大的鍋莊。鍋莊容納著不同民族的人群，因而，民族間日常生活的交融就非常的頻繁。尹向東將目光鎖定在羅家鍋莊，鋪敘發生在這里的故事。在鍋莊里，藏族是主體，而藏族男性們多為馱腳娃，不斷地行走在城鄉之間；漢族和其他民族是少數，他們由于各種原因，暫時棲居在鍋莊，于是，孩子之間、大人之間的日常交往就不得不產生交集。而在尹向東的書寫中，藏族馱腳娃無論是大人還是孩子，都是孔武有力、熱情、豪爽和善飲，而無一例外的是漢族家庭中男女老少都是相對謙卑文雅瘦弱，而在相互之間的交往中，飲酒是重要的交際方式。而漢族的男子或男孩子們都不擅長飲酒，為了彼此之間的交往更為和諧，他們都無一例外地學會了飲酒，于是，尹向東在作品中有許多是關于飲酒環節的描寫。其中有一個細節就是倒酒或倒茶，漢人都習慣反著手倒，“按藏族人的規矩，反手是給故去的人倒，一正一反，亦是一陰一陽兩個世界”，于是在藏族家庭中的聚會，漢人的此種行為往往受到藏族主人的呵斥，讓漢人們有一種屈辱之感，心生不快，為此，當他們想要獲取主動權，滿足個人的心理平衡時，就以反手倒酒的動作懲戒對方，這就產生了彼此之間的摩擦以及相互之間的融合等情節。鍋莊成了民族融合、民族對話的場域，具備了特殊的文化交融、情感共融的社會空間的意義。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康定亦具備如此的文化空間價值。
回顧尹向東的創作歷程，或會發現他早期的寫作中，奪翁瑪貢瑪與康定是分離的，如同兩條平行線一般構成他的寫作路徑，這可能是由于這一時期尹向東的寫作還處于自發狀態，側重情感的自然流露，還可以看出尹向東此一時期，較為注重理想之境的寫作，試圖張揚民族原生態生活的理想圖景。但是封閉式的寫作方式顯然不適應文學發展的實際，尹向東試圖回到康定的歷史文化書寫，但發現單純的藏漢或藏族與其他民族之間的對話太過單一，難以打破民族書寫的藩籬，難以有新的突破，為此，當他在作品中希冀打通奪翁瑪貢瑪與康定之間的聯系，而在更為宏大的視野中關注生活在這一片土地上人們時，他的寫作進入到新的階段，既有傳統的望鄉情懷的詩意表達，也有展望棲居地的現實呈現，兩相交融，勢必創作出康巴文學的新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