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格絨追美的散文
■ 祝勇
康巴這塊地域很像拉美，神奇、魔幻，充滿了種種不可思議的變數，是孕育文學的天然沃土，好的作家在這里層出不窮。阿來的《塵埃落定》《格薩爾王》，江洋才讓的《灰飛》等，都是很好的長篇。但我想說的卻是散文，因為散文的自由度、夢幻感和音樂性，更能表達這塊土地的特質。
讀格絨追美散文集《在雪山和城市的邊緣行走》，更能感覺到一種雜蕪而巨大的存在感。這種存在感，不“完整”，也不“系統”，既看不見，也摸不著，它拒絕評判，沒有開始，也沒有結局，它是非小說的，甚至是非邏輯的，但它是真實的，如影隨形，生動如夢。
我很喜歡他那種碎片式的表達。年輕的格列，夢見了自己剛剛逝去的奶奶，“魂靈像一股縹緲的風兒飛了起來。她現在擺脫了肉軀的桎梏，那樣清晰自在，一切透徹明亮。她是無拘無束的，想到哪里，轉眼間，就能像光一樣射向哪里”。奶奶的魂靈在村子里轉悠著，“天空下的村莊安恬如畫”，也飛回了自家的灶旁，“人們卻視而不見”。她的兒子背著她賣掉了家里的牲畜，孫子格列也不想再待在寂寥的山上了，對此，奶奶至死也沒有原諒。奶奶的死，于是讓他們背上罪孽的包袱，奶奶在村子里飛來飛去的魂靈卻弄不明 白，孩子們為何哭得這般傷心……
鄧珠平生第一次住進了林子里舅舅開的那座豪華的賓館，他的第一反應就是“像在某個幻夢中”。于是，在這個處處有人服侍的高級賓館里，他忘記了應該怎樣睡覺、吃飯。“當他聽舅舅說一個房間每夜是380元，一桌餐500元時，他驚詫得失了神。那么貴，還有人住？……家里一年的鹽茶都夠了，給每個人都可以添置衣服呢。”物質優裕的世界里，他第一次感覺到了與這個世界的隔閡，“拉開窗簾，看著雪中的山林，沉默的神山，心中仍空空落落，雪山也變得有些陌生、遙遠起來。他與大山之間似乎被什么東西阻隔著，是什么呢？是來自城市的強大‘物質’，還是自己的心理障礙，他不清楚。他感到幸福的憂傷”。
讀著這些文字，猶如在欣賞一部紀錄片，無數種生存的真實情狀蜂擁而來。他講述的不是故事，而是存在。故事有起承轉合，存在卻只是一種狀態。帕慕克說：“在我們的一生中，會發生成千上萬件被忽略的小事，只有文字才能讓我們意識到它們的存在。”它們是重要的，而且，描述一種狀態，比敘述一個故事更加困難。故事退居次席，一堆細致繁密的生活場景拼合成為主調。每個人的存在，都是微小而具體的，像風一樣，無始無終，卻挾帶著一股更加真實和強勁的命運感。與傳奇相比，后者更接近生存的本質。
作為一個藏族作家，格絨追美能夠更加深刻地體驗到這種存在的復雜感，像夢一般的“無序、混亂，茫然、憂郁”，體驗到“村莊內心的隱痛，農人生活中的苦難，以及最真切的歡樂和憂愁”。它們說不清，道不明，如鯁在喉，難以判斷，但文學家不是哲學家，不需要那么多明確的結論。對于文學家來說，提出問題似乎比解決問題更加重要，因為提出問題本身就已經昭示了寫作者某種超越性的思考。對此，格絨追美有清醒的意識，在文字里，他絲毫沒有高估自己的企圖，他說：“如果成就不了一個雪域男人大氣的事業，就讓我做一個記錄者，以親力親為的心靈歷程，記錄下人們在一個特定時期特殊的歷史情態。留存自己和周圍人的聲音、語言、思想和生存狀態，即使稚嫩和拙樸，人們依然能感受到我們這個時代的氣息、火焰，乃至語言背后曠遠的思想、意蘊……”
盡管我自己也在以散文的方式閱讀藏地，但是，讀格絨追美的散文時，我注意到它與我們這些描寫藏地的寫作者寫下的文章的不同。對于我而言，藏地只不過是一種審美上的客體而已。我描述藏地，著眼點卻在自身。藏地成為我現實生活中的一個巨大的對照體，一個參照物，而不僅僅是它自身。我們這些散文，與其說是對藏族世界的記錄，不如說是一場跨文化的對話，所有對藏地的謳歌，也都將轉化為與現實對峙的一種談判手段——我在這里所說的，不是高下，而是不同。共同的主題背后，隱藏著兩種不同的文化體系，兩種不同的眼光。但像格絨追美這樣的寫作者，本身就是藏地生長出來的果實，他們的心跳，就是藏地的心跳。于是，在他們的筆下，觀察藏地的視角發生了變化，這種視角是原在的，而不是“進入”式的。盡管格絨追美的散文并非無懈可擊，但他所有的絮語，都帶著自身生命的溫度與血色。
對于藏族作家來說，藏地不是所謂的“香格里拉”，它只是一片生存之所，是他們生于斯長于斯的血緣之地，是一條生生不息的生命大河。藏地的村莊如同漢人的村莊一樣，混合著牛屎和柴草的味道，醞釀著幸福和疼痛，最終使格絨追美的文字，成為“心尖上最燙的那滴精血”。所有的堅守與抉擇，都是生命的一部分，就像它們在我們的身上發生時一樣。（本文刊于7月7日《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