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黨史辦 本網記者
1935年5月，中國工農紅軍長征途徑甘孜藏區、先后在我州15個縣（市）經過、駐扎。在這里團結藏漢群眾、播撒革命火種，開展武裝斗爭，書寫了飛奪瀘定橋、甘孜大會師等歷史篇章，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史無前列的偉大奇跡，推動中國革命的生死轉折，用鮮血和生命鑄就了彪炳史冊的不朽豐碑。
1935年5月26日，紅一方面軍分左、右兩個縱隊從石棉安順場出發，逆流而上，奔襲瀘定橋。5月29日晨，左縱隊2師4團一晝夜奔襲240華里抵達瀘定。下午4時，發起了對瀘定橋東岸的強攻，經2個小時激戰飛奪瀘定橋，粉碎了蔣介石讓朱、毛成為第二個石達開的夢想，打通了紅軍北上抗日的通道，瀘定橋因此成為紅軍長征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被國際友人贊譽為“十三根鐵鏈劈開了通往共和國之路”；毛澤東同志也為此寫下了“大渡橋橫鐵索寒”的壯美詩篇，飛奪瀘定橋創造了中國軍事史上的奇跡。紅一方面軍飛奪瀘定橋成功以后，又迅速突破敵飛越嶺防線并實現了一、四方面軍會師，徹底宣告蔣介石了“南追北堵”、將紅軍“截擊其為數段”圖謀的徹底破產。
為接應紅一方面軍，1935年6月，紅四方面軍進入康區。兩個方面軍會師后，張國燾拒不執行中央北上方針，紅四方面軍南下執行《綏崇丹懋戰役計劃》《天蘆名邛雅大戰役計劃》，進入甘孜藏區大渡河流域。百丈關戰役遭受重大損失后，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開始懷疑張國燾的“南下方針”，此時又接到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嚴厲批評，在朱德、劉伯承、徐向前等人的堅決抵制和勸說下，張國燾接受了1936年1月16日中共中央以中共秘書處名義電告紅四方面軍的瓦窯堡會議精神，1936年2月下旬，紅四方面軍以劉伯承為中國抗日紅軍先遣軍司令員，率紅30軍翻越黨嶺雪山向道孚等地挺進，開始西進康北，相繼攻占了道孚、爐霍、甘孜、瞻對（新龍）等康北重鎮，并在這一地區得到了較為充分的休整。同時，紅四方面軍幫助藏族人民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自治政權，積極作好會合紅二、六軍團共同北上的準備。
紅二、六軍團在準備離開云南中旬進入康南時，為了盡力量減少穿越康南時部隊可能發生的糧食困難，紅二、六軍團總指揮部決定從1936年5月5日開始，分兩路進軍，即：紅六軍團經定鄉（今鄉城），稻城，理化（今理塘），瞻對（今新龍）至甘孜，紅二軍團經得榮、巴安（今巴塘）、白玉至甘孜。1936年6月23日，紅六軍團到達甘孜普玉隆孜蘇寺，與紅軍總政治部會師及30軍88師會師；紅二軍團5月5日從中甸出發， 6月30進抵甘孜絨巴岔地區，受到了紅30軍88師、波巴政府代表及當地群眾的熱烈歡迎。7月2日，紅二、四方面軍在甘孜縣城城郊舉行了會師大會。會后，紅二、六軍團改編組建為紅二方面軍，由賀龍任軍長，任弼時任政治委員。兩個方面軍根據紅軍總部電令，以松潘、包座為目標，分左、中、右三個縱隊北上。7月下旬，北上紅軍三個縱隊經過艱苦行軍，已經先后離開西康境域，逐漸聚集于川西北與甘南結合部地帶。
紅軍長征在甘孜藏區15個縣（市）（按現在行政區域計算，未到德格、石渠、九龍）經過、停駐和開展活動，時間長達15個月，在這里建立了黨的地方組織和“波巴政府”，探索實踐了黨的民族政策，得到休養生息，為奪取長征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紅軍一、二、四方面軍以疲憊之師，入人煙稀少、物產不豐、氣候惡劣的藏區，并在這里休整、補充，作北上準備，此間紅軍數萬人的糧食物質均由甘孜藏區人民供給，這對貧窮的甘孜藏區人民來說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但甘孜藏區人民經受住了這一嚴峻考驗，為支援紅軍，獻出了自己最后一粒青稞，最后一點羊毛，為中國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犧牲和貢獻，做出了巨大的犧牲和歷史性的貢獻，其革命功績永載青史。據不完全統計，甘孜藏區為紅軍提供糧食約900萬斤，即15個縣10余萬人口人平為紅軍供應了約90~100斤糧食。紅軍離開甘孜藏區后，留下了眾多的傷病員，藏區人民在腥風血雨的白色恐怖中，為保護紅軍傷病員盡了最大努力，有的還為此獻出了生命。紅軍北上抗日時不少人為紅軍帶路當翻譯，甚至參加紅軍并肩戰斗，有的血染疆場，有的成為后來的革命骨干。1950年，鄧小平同志做出了“甘孜藏區人民對保存紅軍盡了最大的責任”的評價。
值得一提的是開國十大元帥除陳毅元帥外，長征時都到過甘孜藏區，其中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羅榮恒、聶榮臻、葉劍英七位元帥長征時經過了瀘定橋，賀龍、徐向前兩位元帥長征也經過了甘孜藏區。開國十位大將中，黃克誠、陳賡、譚政、肖勁光、張云逸、羅瑞卿、王樹聲等七位大將在長征中也曾到過甘孜藏區。
